范世涛/文伟大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短缺经济学》作者雅诺什·科尔奈（JanosKornai，-）于年10月18日在布达佩斯去世。消息传来时，中国“电荒”（电力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正在流行。这自然引起学界的议论：“电荒”的流行，是否意味着短缺经济学在中国的回归？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重温《短缺经济学》。这本书是科尔奈漫长著述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他诸种名著里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一部。
短缺经济学（上下）作者:(匈)科尔奈(Kornal，J.)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译者:张晓光/李振宁/黄卫平出版年:.6
一、重温短缺经济
科尔奈的作品根植于他在匈牙利的经历。他曾告诉中国读者：“我始终是一位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激发我理论思想的灵感总是来自匈牙利的实践，而且我的建议也总是寻求帮助我自己的同胞。”
但科尔奈并不止于匈牙利。借助比较的方法，他致力于识别匈牙利常见经济现象所代表的经济一般特征。年，他在匈牙利和荷兰阿姆斯特丹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ofShortage）一书，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下完成的杰作。
早在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科尔奈已经注意到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中广泛存在短缺问题，而将短缺提高到思考的中心，则得力于广泛的旅行和长期的思考。他35岁访问剑桥大学，第二年去伦敦经济学院，为英国的富足平静所震撼：
由于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短缺经济中，因此与捷尔吉·彼得和米克洛什·吉迈什一样，伦敦富足宁静的生活以及充足的物质供应让我目瞪口呆。年短暂的剑桥之旅让我看到了英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而现在我在伦敦生活了好几个月。当然我早在出国前就已经从学术资料中了解到英国与匈牙利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从文字中得到的印象是一回事，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情况是一回事，亲眼看到的景象则是另外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从那时开始真正学会如何使用“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后来成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我通常会从理论和统计学这两个角度对两种体系进行比较，但是激发我提出这些观点并且去证实它们的却是我本人对这两种体系的亲身经验。
凯恩斯建立现代宏观经济学时，面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需求不足的大萧条局势。而科尔奈面临的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广泛、持续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品短缺问题。这也正是《短缺经济学》书名的由来。除了凯恩斯，这本书还受到马克思和赫希曼(AlbertOttoHirschman，-)的强烈影响。《资本论》“激发了我的无穷灵感”，识别和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功能失调，而这可以“深刻地反映出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赫希曼被放在与马克思、凯恩斯并列的位置，这有点意外，但科尔奈将短缺经济下的排队、囤积、等待等现象纳入严肃的经济分析，不是与赫希曼异曲同工吗？
《短缺经济学》分为上下两卷，分别讨论“没有价格下的调节”和“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这两卷分别对应价格不变和价格变化但所起作用值得怀疑两种情况。通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以价格机制为经济运转的中心机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很长一段时间以“价格理论”命名；宏观经济学则以价格水平和就业率为中心议题。而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价格长期不能自由浮动，价格在可以浮动时又往往被视为服务于更高的目标，产值指标较价格更为重要。因此，这本书实际上研究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以相对价格和价格水平为中心形成一种镜像关系。匈牙利在年的经济改革中全面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价格也转向指导性价格。东欧其他经济体的改革虽然不如匈牙利走得那么远，但也或多或少放松了计划价格控制，短缺依然广泛存在。《短缺经济学》下卷正是针对这种已经有所改革、价格机制仍受到广泛抑制的经济，隐含了对“天真改革派”的批评。
在短缺经济中，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卖方处于有利地位。换句话说，企业而非家庭是这个经济体系运转的中枢角色。所以《短缺经济学》中对国有企业行为以及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讨论。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软预算约束”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面临预算约束线，这条线不言自明、清晰给定。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来说，这条预算线是可以移动的，借助国家补贴、税收、信贷和价格调整，企业预算约束可以放松变软。虽然软预算约束概念系科尔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提出，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通行概念，对研究财产权利、政府行为、金融危机等广泛的经济问题有着强大的解释力。
二、中国旅程
《短缺经济学》出版后很长时间，苏联只有地下流传的版本。冒天启教授年底在苏联塔什干大学交流访问，当他向同行介绍中国的学术动态、表示企业之间也会有竞争时，大学教授当即打断发言，说：社会主义企业之间怎么能说是竞争，只能讲竞赛！两个词在俄语中发音近似（конкурс竞赛，конкуренции竞争）。在谈到中国经济学界应注意阅读、研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时，多数教师摇头说“那是修正主义的！”
科尔奈与苏联经济学家的当面交锋发生在年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的雅典圆桌会议上。国际经济学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设立，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此时的会长是将科尔奈博士论文推介到国际学界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爵士。雅典圆桌会议的主题是“相对价格经济学”（TheEconomicsofRelativePrices，或译为比价经济学）。《短缺经济学》既然以相对价格不起作用或所起作用较为次要为主题，科尔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概要了《短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他的论文引起苏联经济学会会长恰查图洛夫（V.R.Khachaturov）的强烈不满，批评“这篇论文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经济总是有赤字，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短缺、稀缺等等。这是歪曲。”显然，恰查图洛夫实际上代表了苏联经济学界的主流风尚。约翰·希克斯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不愿公开表态。
科尔奈在会上虽然受到苏联经济学家的批判，却得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支持。吴敬琏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之命参加这次会议。他当时还不太懂恰查图洛夫和科尔奈争论的核心，但根据中国经济的经验，感到科尔奈的理论很有说服力。吴敬琏除了会上发言，还邀请科尔奈到房间做进一步交流。科尔奈第一次见到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有一点戒心，而这正是他们长期友谊的开始，也是科尔奈与中国不解之缘的开始。
雅典会议之后，吴敬琏将科尔奈的论文带回中国，请人译成中文，收入与同事赵人伟、荣敬本合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一书。这是《短缺经济学》第一次以精要的方式与中国读者见面。此书发行计20万册。接下来吴敬琏到耶鲁大学交流访问，合作教授是科尔奈的老朋友、《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创刊主编蒙蒂亚斯（J.M.Montias）教授。在耶鲁大学期间，吴敬琏认真学习了《短缺经济学》，并向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的钱颖一推荐了这本书。这激发了钱颖一对经济学的兴趣，他年转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科尔奈教授正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同年夏天，吴敬琏回到中国，要求他指导的三位社科院研究生学习《短缺经济学》。
此外，赵人伟比吴敬琏略早去牛津大学访问，合作教授是科尔奈的波兰朋友布鲁斯（WlodzimierzBrus），在布鲁斯推荐的书目中，《短缺经济学》处于显著位置。所以，赵人伟在牛津大学也认真学习了英文本的《短缺经济学》，他比吴敬琏略早返回中国，在经济研究所的会议上介绍了《短缺经济学》。就这样，在吴敬琏和赵人伟的推动下，到了年下半年，《短缺经济学》已经成为北京中青年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是《短缺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另外一个中心。原因是经济学院的六位研究生将这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高鸿业教授承担了校译工作。他此前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脍炙人口，由他校译《短缺经济学》再理想不过了。译者之一戴国庆回忆说：“我们六个人，依次带着译稿到高老师家，高老师眼看英文原文，耳听我们读中文译稿。一次读一段。如果高老师觉得可以，就过。如果觉得译文什么地方不太妥当，他会让我们把其中某几句再重念一遍，然后他说出理想的译文，我们记录下来。”
年，科尔奈访问中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会议时，李振宁（《短缺经济学》译者之一）所写的长篇介绍文章是会议参考文献之一。
《短缺经济学》中译本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对出版这本书最初并不积极，社领导的第一反应与苏联经济学会会长一样，认为从书名来判断是“污蔑”。为此，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专门打了电话后，出版社才转而表示支持，保证了该书顺利出版。此书第一次印刷为2万册，半年时间两次加印，到12月印数达到7.1万册。次年，《短缺经济学》荣获“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短缺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使科尔奈和这部书进一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话题。“非均衡”、“短缺”、“软预算约束”、“资源约束”以及“投资饥渴”等带有鲜明《短缺经济学》印记的词汇，开始在中国经济学界广泛流行，而8种科尔奈作品的译本在3年的时间内相继出版。当然，在现代经济学尚未普及的条件下，误解和不妥当地运用也随之流行，这些译本和错解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的组成部分了。
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作者:(匈)科尔奈(Kornal，J.)出版社:中文大学出版社译者:刁琳琳出版年:
三、“家长制”还是“父子关系”？
《短缺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使科尔奈作品的关键术语趋向统一。不过，这本书将“paternalism”一词译为“父爱主义”，这个译词并未统一起来，两种并行的译法分别是“家长制”和“父子关系”。
“父爱主义的程度”是《短缺经济学》的一章，该章聚焦于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state，或译“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科尔奈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类似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国家对国有企业给予种种特殊地位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国有企业则态度暧昧，一方面不满于家长式“父子关系”中的地位，谋求内部人控制（这里借用青木昌彦的词汇），一方面设法谋求国家的帮助。《短缺经济学》区分了从国有企业完全自立到被动接受国家拨给的实物这样五个不同的层级，指出这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深层社会基础。
除了“父爱主义”，“paternalism”也被译作“家长制”。这个词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反复出现，中译本译为“家长制”，保持了与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衔接一致。“家长制”概念又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衔接，这对理解现代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颇为便利。钱颖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发表的《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一文，就使用了“家长制”的译法。
有的译者也则将“paternalism”译为“父子般关系”或“父子关系”。刘吉瑞和邱树芳是吴敬琏、陈吉元和荣敬本三位经济学家共同指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也是英文本《短缺经济学》国内最早的读者。他们年发表《〈短缺经济学〉简介》，即采用了“父子般关系”译法。（《〈短缺经济学〉简介》，《世界经济》，年12月）不久他们又将“般”字去掉，直接采用“父子关系”译名，这一译名得到吴敬琏的赞许。荣敬本是《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译者之一，他和邱树芳、刘吉瑞合编的《短缺与改革——科尔内经济论文选》一书，就采用“父子关系”对译“paternalism”。“paternalism”原有父权的含义，又与中国“三纲五常”传统中的“父为子纲”衔接，也与科尔奈用这个概念表达市场化之后的国有企业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但主要盯着政府的思想吻合，较“家长制”更为具体。
由于《短缺经济学》关于“paternalism”的章节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政企关系研究和软预算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这一术语又跨越经济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学科界限，期待学界群策群力，在既有翻译基础上，形成成熟稳定的统一译名。
四、科尔奈的跨界
《短缺经济学》出版于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为了不违反苏联东欧阵营中的匈牙利的出版纪律，科尔奈删除了有关政治和苏联的内容，他在《短缺经济学》匈牙利版的前言中表示：“如果将全面描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内容设定为%，那么《短缺经济学》只研究了其中的30%。”
《短缺经济学》出版以后，科尔奈决心跨越界限。年，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将政治结构等问题包括在授课范围内。在哈佛授课8年基础上，他在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在致谢部分写道：“在课堂上，不乏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们可能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曾被下放到农村生活了很多年”，这指的是在哈佛大学经济系读书的许成钢。据许成钢回忆：
科尔奈写《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写好提纲和讲义，然后在课堂上边讲边录音。他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找母语是英语的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把录音整理成文字，他在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再去编辑和修订。同时他还招聘了若干来自不同国家，比如中国（我和钱颖一）、德国，讲俄语的其他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作为助研，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议题，收集和整理各种语言的资料，再把收集到的数据制作成图表，最后按科尔奈的要求把这些变成统一的形式。
科尔奈为自己摆脱苏联东欧思想束缚写成这本书颇为满意，表示“我终于能够写一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著了”。这部著作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互动组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决定各个社会角色行为规律的画面。他将这部社会科学著作采用的跨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学科界限的方法称作“制度范式”（systemparadigm）。在制度范式观察下，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仅仅是转型或发展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全部维度。评估和理解转型绩效时，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