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前年左右，由多瑙河奔赴海洋的一支雅利安人留在了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以南及以东的平原上，因他们讲着拉丁语而被称作拉丁人。
离拉丁人稍北的台伯河上有一块浅滩，拉丁人和他们西北边的伊特刺斯坎人常在这个浅滩上做买卖，时间长了，部分拉丁人开始在这个浅滩上定居和避难。约前年，这里发展出一个叫做罗马的小城市（这时，西周因迁都洛邑而成为东周）。
当前6世纪拉丁人和伊特刺斯坎人为罗马的控制权而战斗时，中国的孔子正颠沛流离于异国他乡，去寻找欣赏礼乐治国的诸侯王；雅利安武士出身的乔达摩也流浪在印度次大陆北部，思考着与生死有关的重大问题；而赞颂斯巴达的柏拉图、赞美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来到人间。
这一时期，称霸西方人所知的世界的，是大流士（前年继位）的波斯帝国（亦由雅利安后裔建立的国家）。由于它的强大，古亚述帝国和已经衰落的巴比伦帝国、埃及帝国都得向它纳贡，这些财富使大流士国王产生了征服希腊的兴趣（前年入侵希腊），而且，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入侵，斯巴达作为希腊世界的拯救者，使共和制受到普遍的赞扬。
受到赞扬的还有最善于做生意的腓尼基人（闪米特人的一支）建立的殖民城市迦太基城邦。这个建立于前8世纪的伟大城市以富有和带有寡头性质的共和政制而闻名。①
迦太基人属于讲闪米特语族人的一支，以航海和善于经商著名，与阿拉米人（叙利亚人的祖先）、希伯来人、亚述人同属闪米特人后裔。迦太基共和国有两个类似于执政官的国王（非世袭），有一个由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元老院，分为一百零四人院（法官团）和三十人长老院（行政谘议），还有一个作用不像斯巴达那样大的公民大会。元老院实际上行使着共和国的实际统治权，且由于成员都是极其富有的人，因而他们使迦太基共和国具有了寡头政制的性质。
正是这个富有的迦太基共和国，曾在前年－前年间，与罗马人结盟并跨越地中海帮助罗马人去抵抗亚历山大一个亲戚（埃皮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入侵。它们结盟战胜皮洛士后，迦太基将邻近的西西里岛收归己有，而罗马人则扩张到整个意大利南部。
迦太基人与善于杀戮的雅利安人后裔结盟，是其历史上做的最后一笔大买卖，这笔错误的买卖将他们建城年间赚的所有财富赔个精光。而这些财富恰恰为罗马人由共和国走向帝国提供了动力。
罗马共和国在前年国王废黜之前，是个与斯巴达相似的贵族共和国。社会结构也与斯巴达相似，贵族（patricians）－平民（plebeians）的社会体系之下，是奴隶和不具公民权的没有财产的自由民及外地人。
奴隶和外地人与希腊的奴隶和异邦人一样没有政治权力。罗马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元老院。但这个元老院与希腊元老院和迦太基元老院不完全相同，既不是选举出的也不是世袭的，由国王从贵族中指派元老院成员，国王被逐后，元老就由取代国王的两个执政官指派。
这两个执政官由罗马公民大会选举。在罗马，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执政官和元老，平民的政治权力仅限于选举执政官和其他公职官员。与希腊诸国不同的是，早期罗马平民的公民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他们不仅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与贵族阶层通婚，甚至投票权的份量都不及贵族。②
根据西塞罗《国家篇》卷Ⅱ39－40的叙述，罗马百人团会议投票权的规定如下：将较富有的人、特别挑选的罗马骑士组成88个百人团，加上对罗马有巨大用处的木匠百人团，共有89个百人团，他们占人口的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无产者”则组成个百人团；这样，当个“无产者”百人团中的8个选择与89个富人骑士百人团的意见保持一致时，就可以行使罗马民族的全部权力了（即剩余的96个无产者百人团的意见按多数票原则就被否决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保证了罗马可以按照富人的意见去进行决策，又不至于剥夺公民中大多数人的投票权，公民投票权的被剥夺将会导致专制，也不能给予穷人大多数很大权力，那将产生危险。这就是赫·乔·韦尔斯所说的罗马公民投票权份量的不同，即富人的投票权份量重一些，穷人的投票权份量轻一些。
贵族和平民投票权的份量不同是否合理呢？最好不要太匆忙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鸽子的表决权就是分等级的。
据年4月11日墨西哥《每日报》报道③，科学家发现，鸽子是通过一种“民主等级制”来保障鸽群所有成员都朝着一个方向飞行的。
科学家将微型卫星定位系统（GPS）固定在每只鸽子的背部，跟踪记录鸽群中每只鸽子的飞行轨迹，发现鸽群存在一个复杂的决策机制，鸽群中既没有唯一的领袖，也没有“一鸽一票”的平等投票过程。
每只鸽子拥有一票，但每一票的份量不尽相同，级别较高的鸽子投票份量更重，级别较低的鸽子影响力稍弱。
至于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个体成为领导者或导航者，目前尚无定论。但科学家们相信，如果鸽子的这种“民主等级制”是进化的结果，如果存在着某种选择优势导致某些个体拥有较大的决策份量，那么这将是群体决策的一种有效方式。
姑且不论这个例子能否证明“民主等级制”决策是一种有效的决策方式，但却启示我们，一人一票的民主平等制决策，可能只是民主决策的一个实例，而不是民主决策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它或许是有效的，但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
如果考虑民主决策是一种进化选择的话，“民主决策”本身应该存在着与“一人一票”方式不同的其他方式，否则，“进化论”在“民主决策”这里就失效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相信进化论呢，还是相信“一人一票”的民主平等决策是最好的决策方式呢？
罗马的投票权等级与鸽子的民主等级决策当然不具有可比性，也当然不能拿鸽子的民主等级制来赞扬人类思想的聪慧。
在现代，不管多么信奉民主平等制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表达方式，都不能完全抹杀雅利安人（包括拉丁人及日尔曼人）在更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是相信应该由智力上卓而不群的人出任自己的政治代表，因为那些拥有较多财产或者拥有贵族身份的人，大概具有较好的智力或理智——且可以遗传，因而可将投票权委托给他们或者投票给他们。
而这恰恰是广泛流行于近现代社会的普选制和比例代表制民主的两种雏形。
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将罗马的投票权等级制，看作是现代民主制的原型。
因为在罗马时期，具有投票权的平民中，财产少于1万铜阿斯（相当于美元）的公民，被称为“无产者”（proletariat），他们在罗马社会中要承担三项政治责任，一是服兵役，二是为国家养育公民，三是需要时作为殖民者去建立属于罗马人控制的新拉丁城市或驻守重要据点。④
西塞罗在《国家篇》（卷Ⅱ，40）中将收入低于1第纳里或那些除了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称为“生育孩子的人们”。实际上，“无产者”这一概念不是指完全没有财产的人。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恶劣生存状况时，借用了这一概念，以与富有的资本家相对；但这一概念后来被用来专指没有财产的城市工人，而且似乎所有的城市工人都因此而成为了没有财产者。对这一概念的误解及政治意义转换，使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者”成为国家的领导者阶级，并同时被剥夺了对财产的个人占有权利，成为事实上没有财产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成功地取消了公民的财产权，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部分恢复。
这就是说，平民不仅在投票权分量上不如贵族，在国家政治体系分工中也从属于贵族。此外，罗马人还聪明地将公民权扩展到罗马人之外的其他拉丁人那里，称作拉丁公民权，既扩大了拉丁人的队伍，也将新加入罗马国家的拉丁人与罗马人自己的公民相区分。
贵族作为贵族，如果不能卑鄙地利用其身份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治优势，贵族的世袭制便不能长期保持下去。
在罗马，贵族们通常通过推动征服事业来保持富有和富有所具有的影响力，而充当征服事业冒险者的往往是“无产者”以及其他平民。
但所有因征服而得到的土地全部被贵族们瓜分，平民们得到的仅仅是作为拉丁人的荣誉感以及因为服兵役而田地荒芜和债台高筑。
罗马征服事业的基础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所有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平民和平时期是农民，战时是战士，且在和平时期还须努力工作，以便积攒钱财购置作为战士的戎装，包括武器、甲胄和征战时的给养。
也就是说，罗马平民在战争期间所需的一应开支都得自己准备，这不仅是作为公民对国家的伟大义务，也因如果一个平民不具备这个能力就会失去公民权。
因此，那些贫穷的平民为了保有公民权而不得不向贵族借贷。这就使高利贷成了罗马贵族们另一个增加财富的途径。
但平民也不是傻瓜。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和征服事业的发展，平民们开始要求分享全体拉丁人的荣誉和实际利益，至少不能因为还不起贵族的高利贷而被迫戴上枷锁沦为奴隶。
公元前年，罗马的士兵们在一次凯旋归国途中，因恐于回家后还不起债务沦为奴隶而不再服从执政官的命令。他们整队来到台伯河上游的圣山，准备在那里建立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城，以免回到老城后因还不起债务而失去公民权（成为奴隶）。
由于当时罗马与沃尔西安人的战争正在进行，贵族们被迫让步，罗马的平民通过这次成功的“罢工”，而扩大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些返回罗马的平民获得了有自己的官吏、保民官和营造官的特权。
这一在罗马共和国中体现对平民权利维护的保民官（tribunusplebis)制度，使罗马平民不仅获得了出任保民官这样的公职的机会，也使罗马平民取得了可以与贵族抗衡的政治机会。
在这一重要的成就基础上，平民们继续着争取权利的斗争，而将法律书写下来而不是依赖贵族的记忆力，成为平民的新努力。终于在前－前年，罗马完成了十二铜表法的制定，使罗马的法律不再依赖贵族的记忆力。
十二铜表法，指十二块刻有法律的铜板，被称为罗马成文法的典范，亦为欧洲最早的成文法。巧合的是，中国的法鼎也是将成文法条刻于作为权力象征的青铜鼎上。我国最早的法鼎大约产生于前年左右，由子产所铸。子产（？～公元前），名姬侨，新郑人，公元前年任郑国卿，铸刑书于鼎。
这被称为成文法的法律构成了罗马法的基础，也使由10人组成的保民官制度建立在成文法之上而不是贵族的意愿之上：保民官获得了对罗马事务的否决权。
保民官的出现，使自希腊雅利安人以来的政治传统发生了微秒的变化，在原来的执政官（国王）－元老院－公民大会基本制度之间，插上了一个由平民组成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元素，它作为对元老院的一种权力制衡，逐渐使平民获得了那些自古就由贵族把持的权力。
前年，平民们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又赢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贵族们被迫同意，两名执政官中至少应有一名是平民出身。
但贵族按惯例以国家危机时可由贵族任命一个独裁者为由，任命了独裁者以抑制平民的权力。
对罗马而言幸运的是，独裁者卡米卢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以和解政策化解了罗马贵族－平民之间的对抗，平民的处境得到了改善，部分开始成为富人和有权势者，元老院的人员结构由此开始被改变，平民出身的新进权贵们现在成了元老院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所有的罗马富人还得与总是希望获得财富的穷人们进行斗争。解决冲突的方法，还是被证明最有效的那个办法，就是通过征服战争和殖民扩张，去为每个罗马公民寻找足够多的财富。
注释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97－页。
②[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年，第73－74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见：参考消息，年4月12日。
④[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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