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斯特拉像章静绘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Hoekstra）是享有盛誉的政治、伦理和法学思想史家，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与法学校长教授，兼任古典学与哲学系教授。胡克斯特拉一度执教于牛津、普林斯顿大学，治学跨越政治、法律和伦理思想史，涉猎希腊民主理论、修昔底德政治思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思想，尤擅现代哲学中的古代重释。他曾主编《牛津托马斯·霍布斯指南》，著有《托马斯·霍布斯与秩序的产生》。本篇对话深入探讨了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哲学与历史的关系、西方思想的古典基础，以及西方哲学中的古今之辨。您曾指出，政治争论有时可以被重构为方法论上的歧异。比如，中世纪宪政主义过渡到近代早期关于至高权、主权的讨论，也印证了历史制度语境向政治哲学分析的转变。但还有一类思想家，身怀广博的智识遗产。拿霍布斯来说：他通晓逻辑和语言哲学、数学理论、物理学和科学方法、伦理观、政治和法律，也反思宗教、历史和文学。为掌握如此广阔的研究范围，您采纳了跨越学科界限的诸多方法：古典语言、政治理论、道德和法律的哲学分析，以及语境主义思想史，有时这些应用和体现在同一篇论文之中。为了勾勒出您学术兴趣和方法萌生、形成与发展的语境，我们必须回到牛津时代。当时，您其实受到了三重风格迥异的综合影响——杰拉尔德·艾伦·科恩、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和昆廷·斯金纳。通观您的著作，哪些主题和方法有据可查、贯穿其中？它们又引向何处？
肯奇·胡克斯特拉：我并没有成长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或有着高雅文化的家庭之中。屋里书籍寥寥且颇显杂乱，大部分与圣经研究有关，还有一些来自奇幻异域的遗珠，包括雨果的《笑面人》和《圣母院》的旧译本，以及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回顾过去，我想我后来人生轨迹的一个基本动力是我的父母和教会对基督教《圣经》原教旨主义式的信念。他们认为其中的一切都很重要。对此我没法确定无疑，但是——尽管年轻时我拒绝了这种基督教——我怀疑这给我带来了一个假设：世上存在着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的文本，而其中最重要的那些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令人惊讶的是，为了尽可能地理解一些文本，我做出的一些恳切但颇不足道的努力，以及对我作为解释者最有可能成为谬误之源的自我警惕，却让我得以迈入学术生活，并在其中蓬勃发展。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我在否认后来影响的重要性——好像一个人仅仅通过理所应当的敬意和随之而来的投入，就可以辨别出文本的意义。当然并非如此。许多人曾影响并继续影响着我的思维。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时，我基本上被允许——或者说被要求——自主解决问题。但当然，我身边有一些对我的发展极为重要的杰出思想家。除了研究古典哲学的学者之外，你提到的三位对我的影响也最突出。后来成为我亲密同事的杰里·科恩，他教会了我很多分析政治哲学，以及它能给阐释过去的哲学文本带来什么、不能带来什么。没有足够的哲学能力，就不可能充分地阐释哲学论点，因此哲学训练是我工作的先决条件。也许伯纳德·威廉斯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把我们当作两个完全成熟的哲学家，就共同兴趣进行平等对话。这种假设的结果倒促使我更充分地成熟起来。我受益于他的悖漫，而这种悖漫受一种更深的崇敬驱使。在这个意义上，这与他非常崇拜的尼采很类似。他能够拂去他认为没有意义的重量级辩论、范畴区分、概念。也许我太受责任驱使，而伯纳德则是以一种人性的理想为向导。他努力把我从义务论的苦力中拉出来，并使我在精神上更加希腊化，我从中受益良多（尽管我已故态复萌）。
我很晚才接触语境论，仅是在我接受正式教育之后。昆廷·斯金纳引人入胜的著作让我相信，哲学家们通常解读过去哲学家的方式往往是俗套的。我得出这一结论，不是通过他著名的方法论论文（直到几年后我才读到那一篇），而是通过反思他对霍布斯的研究。我意识到，我所阅读的许多哲学著作运用阐释者的主张和概念，模糊了文本。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家中更为尖锐，他们同样常常受“相关性”的必要性驱使，在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过度简化历史人物，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相比之下，在我看来，斯金纳和其他一些语境论者在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我确实相信斯金纳是其中更成功的语境论者之一，因为他也有一个良好的哲学头脑。
我想做的是解读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通常是政治哲学史上具有挑战性的文本。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专注于仔细精读（因此在语言方面要很熟练），掌握相关历史的知识，尤其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大量原始材料，以及哲学敏锐度，所有这些都运用于同一个文本上。然后再重复。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Lipsius）在他16世纪晚期的《政治》（Politica）一书中告诫读者，要开发技能，才能保持状态：“为了你们好，我在此重复一句曾被用来训诫角斗士们的话：重复！”
在《霍布斯的修昔底德》一文中，你警告我们不要时代错置地将英国内战背景下的所谓“霍布斯主义”带入到他在年代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中，因此将其解读为“预防性战争”在英国呼声甚高时，霍布斯对它的一种修辞上的回应。思想史家一方面要将每篇言辞置于其最直接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之中，但另一方面，又要辨别作者个体思想发展过程中不断展开的语境。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肯奇·胡克斯特拉：请允许我先谈谈你提出的这一具体案例。许多霍布斯的读者从《利维坦》等后期著作中提取出一种“霍布斯主义”，因而读霍布斯早期著作时也认定作者当时就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霍布斯主义者”。因此，他们在读霍氏修昔底德译本时，想当然地认为早期的霍布斯即是后来那个众人熟知的政治理论家——尽管年之前，他都尚未动笔写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其他人，包括列奥·斯特劳斯和昆廷·斯金纳，主张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存在一次剧变：从一个人文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哲学和科学的霍布斯。首先，回应第一种“时代错置论者”，我只想坚称：我们绝不能从后来的著作中假定作者在早期如何思考，而是必须根据其自身的术语和语境来理解每一部作品。再回应“剧变论者”，我想问的是：霍布斯选择翻译修昔底德，而非其他哲学著作，是否简简单单因为这是人文主义者都爱做的那类事情，还是出于一个更实际的考量？我的结论是：霍布斯与那些一口咬定他是“好战思想家”的人期望的正相反——他翻译此书，更似是在对不必要的战争发出警告。鉴于他反对的正是他赞助人的政治立场，翻译古典文本是介入这一问题最直接可行的一种进路。
《牛津托马斯·霍布斯指南》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话语都视为非连续性的。这样做的确规避了时代错置问题，但却是以荒谬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批判，警惕对文本或其作者作出一些假设，使其中一些元素凸显，而让另一些元素喑然无声，甚至从我们眼中消失。保持这种意识，我们或许能将文本与其鲜活的意图联系起来；但也可能，最终我们被迫要质疑对于某个思想家的基本认知。在后来的政治理论著作中，霍布斯提出人类天生嗜求更大的权力；他说，共同体可以像个人一样在自然状态下——即战争状态下——合理地互动。阐释者们因此得出结论：霍布斯必是一个好战的思想家，甚至为国际扩张战争辩护。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和汉娜·阿伦特认为他是侵略性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因此，很容易——太容易——认为这种“好战”和“帝国主义”解释了他为何感兴趣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战争的描述。然而，一旦置入上下文中考察，我们即能看到霍布斯译修昔底德的一个核心目的是阻止英国人从事海外军事远征。在这一点上，霍布斯遵循了从一个世纪前开始的修昔底德阐释的新教传统，侧重于叙事的发展和战争为雅典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反过来提出了一个问题：霍布斯是否改变了他的基本政治取向，而不仅仅是方法？然而，如果审视他后来的作品，看是否存在任何相似的立场时，我们即能发现那些作品大体上与他在英译修昔底德中维护和平的目的一致。我们就会认识到，在他后来的政治理论中，霍布斯也一贯批评不必要的战争，尤其是扩张性战争。共同体及其主权者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人民的安全和福祉。霍布斯认为不必要的战争或侵略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在阐释早期著作时，如果不先入为主地假设我们自认为从作者后期著作中得到的见解，我们最终也会对后期著作产生不同的看法。正如苏格拉底所观察到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无知，问题在于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答案。
那些自以为知道答案的人在学术上往往错的最离谱，在政治上通常也最为危险。就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来说。化解这种误解（以及对这种误解的进一步简化）的一种方式是响应“回到本源”（adfontes）的号召。回到文本，修昔底德并不持有那种被强归于他的观点：认为一个已经稳固的强权势力和一个正在发展的强权势力之间必有一战。另一种方式则是说明：这种错误解读只是“修昔底德挪用史”中最晚近的一次挪用；一千年来，人们出于好战理由，对这部异常密实、微妙、困难的文本屡屡挪用。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思想出处的同一段话进行了愤世嫉俗的简化，以试图说服那些英格兰掌权者进攻当时最强大的欧洲帝国势力——西班牙。如果我们要从经典文本中寻求指导，我们也应该从历史中了解经典文本如何被误用，从而产生误导。
与之相关的是：在一个思想家的理论界域内部，甚至在同一篇文字的微观范围中，如何辨清、理解、阐述若干看似互不相容的元素？我们该如何建构出一套整体性的方法？例如，你曾提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异，他们试图调和霍布斯理论在《利维坦》前半章节和后半章节中的方方面面，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哲学家专攻核心论点，而遗下其他论点悬而未决；历史学家侧重考察作者的思想在不断回应外界环境变化时如何发展，但很少解决同一文本中同时存在，又看似冲突的理论——譬如，就《利维坦》对于英国新政府的态度而言，“事实派”“允准派”“保皇派”三种主张轮番显现，令人头晕目眩。您又如何能解决这一问题？既非纯粹哲学式的，也不仅仅是历史发展性的，而是重新调整这些不同叙述概念的纽带？推而广之，如何有意识地、批判性地融通不同的方法，以求最清晰、敏锐地洞察那些非常复杂、多方面思考的思想家？
肯奇·胡克斯特拉：问题不仅仅是哲学家无视历史或者历史学家不研究哲学。事实上，理论家对史学史过度信任、史学家对理论范畴过度依赖，这种现象也可能存在。时常，一位哲学家很可能无法从过去某位哲学家的作品中发掘某个观点，因为她听说这一观点最初是由后来的一位思想家创制的，因此受到了历史论述的误导。或者，声称拒斥语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斯特劳斯主义者最终误读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洛克，因为他们执着于一个关于现代人与古代人区别的史学论题。同理，历史学家也可能想当然地默认了一些代代相承的概念化和范畴区分，最终把若干细察之下有重大区别，甚至相拮相抗的理论混作一团。只有开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