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有些方面与鼎盛时期的雅典教育非常相似。雅典的学子必须通篇背诵荷马的著述，而中国的学子也要熟读儒家的经典。雅典人被教导在礼仪举止中必须表现出对众神的尊敬，但是并不阻碍自由的思想中出现的怀疑。同样地，中国人要学习与供奉祖先相关的礼仪，但并不表示他们必须信奉这些礼仪的含义。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理应自由且恰当地有所怀疑；任何事情都值得讨论，而只有凡夫俗子才会妄下定论。各种真知灼见应该是餐桌上愉快的谈资，而不是面红耳赤争取来的东西。卡莱尔认为柏拉图是“高贵的雅典绅士，在理想国悠然自得”。从中国的圣贤身上、同样能看到这种“在理想国悠然自得”的品格。而这份悠然自得往往是基督教文明的圣人所不具备的，除非他们像歌德那样深得希腊精神的精髓。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希望享受生活，而且他们对于享愛生活的理解中还融入了一份精致的审美品位。
但是，在这两种文明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从广义上说，这些差异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希腊人精力旺盛，中国人懒散，希腊人把精力倾注在艺术、科学和战争上－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政治与爱国精神给希腊人提供了宜泄的实用途径；被罢黜的政客会带着一队流放者发起反攻。而在中国的官员遭到罢免之后，则会归隐山林，吟诗作赋，从田园生活中寻找乐趣。相应地，希腊文化自我摧毁，而中国文明只可能被外部力量所破坏。但是这些差异似乎并不全然是因为教育，因为在日本，儒家教育就没有带来中国文人身上那种慵懒得成了气候的怀疑主义。只有京都是个例外，在那里形成了类似巴黎圣日尔曼法布街的贵族圈子。
中国的教育带来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进步或科学。也许这正是怀疑论的必然结果。激进的观念带来的要么是进步，要么是灾难，但绝不是稳定。科学在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时，拥有的是科学的信念。而在怀疑论的文化氛围中，这种信念是难有一席之地的。在一个借助现代发明才得以统一的充满争斗的世界上，国家要自我保护就必须充满活力。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中国的文明局限于一小部分文人，而希腊文明的基础是奴隶制。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难以适应现代世界，也为中国人自身所摒弃。十八世纪的绅士们在某些方面跟中国文人很是相似，现在也同样难以为继了。
本文选自伯特兰.罗素所著《教育与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