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一、并不是拜登赢了，而是特朗普输了
二、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根源：民主政治的民粹化衰退
三、特朗普主义的“虚假繁荣”与灾难性后果
四、留给拜登的难题：如何收拾烂摊子，如何阻击下一个特朗普？
五、拜登上任，中美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
正文
一、并不是拜登赢了，而是特朗普输了？
世纪大剧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还没有官宣，全世界就一片欢腾——并不是庆祝拜登当选，而是庆祝特朗普下台。吹毛求疵的美国选举，历来在结束后都是抗议示威，唯有这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在许多城市出现了场面热烈的欢庆集会。
人们庆祝的可能不是拜登当选，而是特朗普下台
但细想一下，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疫情，特朗普会落选吗？即使大疫情如此糟糕的表现，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如此之高。假设没有这次疫情，特朗普基本上可以确定继续连任。这样的后果，恐怕在建制派和美国政坛看来，想想都会后怕。
因此这次大选，出现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蔚为大观、令人瞠目的一幕：几乎所有的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建制派、知识阶层、政治精英、主流媒体、商界领袖、都市白领，形成了统一的反川普竞选联盟。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阻击现任总统连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的：特朗普下台。至于谁担任下一任总统，似乎不是第一考虑的。用《让子弹飞》的经典对白说就是：
“那什么对你重要？”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并不是四十年“毫无作为”的老政客拜登有多么重要，而是没有特朗普比拜登能否胜任总统这个问题更重要。如果说四年前，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整个政坛，甚至特朗普自己的一次意外，那么这一次共和党和建制派们，以及对特朗普充满厌恶之情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绝不能再让意外发生。
但即使如此，反特朗普主义的精英和白领们，也感受到了特朗普主义势不可挡的洪流。即使在大疫情中，特朗普及其团队表现得这样荒谬和不靠谱，他的民意仍然如此强大，强大到令人不可思议——一个缺乏医学常识胡乱发言，视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的领导人，竟然还得到了如此多的选民们的拥护。
这才是问题所在！特朗普已经打开了美国民粹大坝的闸门，一股洪流已经咆哮而出。虽然拜登的胜选可以短暂的放缓这股洪流的速度，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借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治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驱赶民粹的心魔。
如果建制派再不反思特朗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恐怕四年后另一个特朗普仍然会卷土重来。甚至即使是拜登如愿执政，期间特朗普主义的信徒们也会时不时掀起风浪。因为：
特朗普的右翼大回潮，不是一朵浪花，而是一股洪流！它背后是全球政治经济百年未有的结构大危机——贫富分化、社会割裂、政治极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安全冲突、意识形态对立、宗教信仰仇恨等等．．．．．．
这个在我的全球政治大变局三部曲《全球化的黄昏与帝国的背影》、《历史正在进入马克思时间》和《右翼大回潮与全球化危机》中有着详细系统的阐述。
二、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根源：民主政治的民粹化衰退
三十年前，苏联解体后，当红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兴奋的宣布“历史的终结”，民主政治取得了永恒的胜利，历史不用再写下去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个组合，就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彼岸”。但过了不到二十年，福山就悲观的指出，历史没有终结，美国的民主政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衰退。
特朗普现象不过是美国政治衰退的一个表现，它的背后是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多年以后形成的极端的贫富分化，由此导致的普通民众与精英的对立，是分配不断极化的自由市场与一人一票绝对公平的选票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这个组合，本来是历史终结派们认为最理想的组合。这个制度设计者以及学者福山们绝没想到，当这个完美的体系“熵增”到一定程度，这个组合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它具有天生走向民粹的惯性。
道理很简单，美国的选票政治是绝对的数量意义的，即具有美国国籍的公民都拥有自己的一票，而不管其学历阅历、知识水平、理性程度、收入和财富等。这个与雅典民主时期按照财产数量投票的设计不一样，当时雅典的民主制默认为拥有较多财富的人群，对政治拥有更高水平的理性认知，这也是为了阻止民粹和基层民众暴政的发生。但即使如此，这个民主制度设计也没有阻止民众暴政，苏格拉底就是由此而死。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先贤们，对民主制度并无好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民主是最差的政治制度。
而自由市场经济又有天生的走向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倾向。在一定的阈值内，适度的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激发微观动力和积极性的“良药”，但是如果贫富分化到令人绝望的程度，贫富分化到阶层固化流动性极差的程度，这剂“良药”就成了“毒药”。
最近二十年，有两大原因又加剧了这个贫富分化。第一个是全球化，导致的问题就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赚取高额利润（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成本低就去哪），但劳动力却不能随意移民，这就产生了美国产业资本外移形成了制造业空心化，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陷入失业和低工资就业状态。
美国的贫富差距早已是百年新高
第二个是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货币没有底线大宽松，债务大爆炸，低利率与负利率，进一步拉大了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富人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能够充分的攫取金融市场泡沫带来的财富溢价；而依靠劳动力收入的普通民众的实际工资最近十几年几乎没有提高。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救助问题机构，本身也是对普通民众的剥削。这已经引起了占领华尔街等民众运动。
美国的债务比率已经达到二战时期
身处底层无法“逆袭翻身”的阶层，该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在非民主政治国家，可能是短暂的隐忍，直到最后积累成大的暴动和革命。而在民主政治国家，底层民众除了示威游行占领华尔街外，则主要利用其投票权去表达。他们不再支持维护利益既得者的温和派和建制派，他们将票投向那些激进的、给予他们希望的，具有煽动性言辞的、熟谙群众运动的领袖们。
美国的民主政治，开国先贤们为了防止这种民粹政治的发生，设计了个选举人团“赢家通吃”的制度，意图将选票的决定权在50个州均匀的分配，以避免某些候选人单单依靠几个洲的选票数量优势霸占总统宝座。但在现实运作中，又不可避免的异化成为了优势大的州基本不用管，重点在某几个关键摇摆州争夺的局面。当两极分化在全国普遍化，受损的底层民众在各州遍布的时候，这个制度不仅无法抵制民粹，反而有利于民粹主义的出现。
说到底，首富比尔盖茨们再有钱，基辛格再有政治智慧，马斯克再聪明，在选票上也跟一无所有但有选票的流浪汉公民，在政治话语权上是相等的。当90%的财富向1%的精英们集中时，剩下的99%在政治权力上反而变强大了——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愤怒和怨恨。所谓，沉默底层的怒吼。
这就是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根源。特朗普的败选，拜登胜选，这些根源就解决了吗？
三、特朗普主义的“虚假繁荣”与灾难性后果
四年前，特朗普的上台别说整个建制派，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出乎意料毫无准备（可查看他连任后的一些讲话）。他是政治素人，毫无政治经验。也是历史上没有接受多少大财阀捐金而获胜的总统。他的举止不受任何建制派待见，包括共和党内部。他几乎众叛亲离，他以前身边的秘书、下属甚至是亲侄女，都纷纷写书谴责他。
甚至当选后，由于建制派的铁板一块，导致他解雇了几乎所有的白宫政客班底（超过名），依靠自己的女儿女婿等近亲搭内阁班子，导致的权力家族化倾向也备受建制派指责。主流媒体对川普也是厌恶至极，他只能用推特来替代主流媒体渠道发布信息．．．．．．
美国内部的政治矛盾已经达到百年新高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因为主流媒体的封杀，使特朗普只能用自媒体与大众交流，这反而增大了他在底层民众之间的影响力，更能激发起民粹的力量。一如希特勒当年被禁止在正式场合演讲，他被迫在广场挥臂疾呼，反而形成了更加强大的煽动力。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这四年，搅的美国和全世界“都不安宁”。我在这里加上引号，是因为川粉并不认同。当然，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重商主义、种族主义，的确对一部分人大有益处，尤其是某些群体的短期既得利益。
但这些做法，也损害了其他阶层的利益，只不过他们的声音没有底层民众那样凶猛。除此之外，我认为特朗普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挑起了民粹，点燃了国家间、国内阶层间、政党间和种族间对立和仇恨的火种，破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以及整个国际环境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和平秩序和文化。
治大国如烹小鲜，但特朗普治起国来却如同“抡大锤”。
特朗普“制造混乱”可能是他这个“政治意外”不得不采取的策略，这也反应了他内心的焦虑不安和不自信。他只有制造混乱，制造冲突，制造假想敌，才能更好的让民众去依赖他，信任他，崇拜他。比如他只有恶意中伤中国形象，大肆夸大“中国威胁论”，才能在制裁中国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美国人民保护神和国家英雄的形象。
他越是折腾，越表明自己内心的恐慌和不自信。真正成熟自信的总统，在任内应该是岁月静好、平安无事的。但这个平静，对特朗普来说才是灾难。
这是短视的选民利益既得者看不到的。特朗普执政期间，经济的确有了起色，但是这个起色，主要靠“涸泽而渔”，对任期内公共资源的过度滥用，靠减税和大肆举债，刺激股市泡沫制造财富幻觉效应，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收取的关税。这些所谓的经济起色，不过是对未来的透支。
上世纪美国大萧条前的大繁荣，不也是连续多届共和党总统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制造出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泡沫（柯立芝繁荣），然后破灭导致美国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连续多年的经济灾难，最后还得靠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上任收拾烂摊子。这一上任，连任了四年，创造了历史记录。
所以不应该过分肯定特朗普四年的经济成绩，还要看他付出的公共资源代价。第一，过去四年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是历史罕见，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超过了二战期间。第二，股市泡沫前所未有，已经超过了次贷危机前的近四倍，杠杆回购、被动管理、杠杆对冲等新的风险套利模式，蕴含着极大的系统风险。第三，货币政策空间几乎用尽，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近一倍，基准利率也降无可降，逼近到负利率的边缘。第四，在国际上大肆推行重商主义，挑起 ，把国际贸易环境搞的一团糟，中美关系完全恶化，原先的发达国家盟友也对他的做法极为不满。第五，逃避大国应该担负的国际责任，退出一系列共同问题协定，拖欠联合国会费，在疫情爆发人类最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竟退出世卫组织，让美国的大国形象一落千丈……
可以说，特朗普事实上已经制造了一场灾难式危机，并非传统的总量崩溃危机，而是一场结构极度扭曲和极化的危机：他的减税更有利于富人，他的股市牛市刺激也更有利于富人；虽然也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创造了历史上最低的失业率水平，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他“涸泽而渔”了任期内的政策资源，把问题交给了未来。
一个最新的数据证明了这一切，疫情期间，1%富人的财富增长了40%，相反，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却下降了20%。
而且，如果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周期性的，那么复苏就更不是因为他的功劳，而是美国经济自身的内生力量——经济多年停滞后积聚的补库存和补产能力量，甚至还有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滞后效应。
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种族冲突
四、留给拜登的难题：如何收拾烂摊子，如何阻击下一个特朗普？
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折腾了四年的美国和世界，似乎又看到回归日常、回归平静的苗头。不禁引用海明威的一本书名：太阳照常升起。
但现实可能不如人愿。美国内外的裂痕已经出现，所谓“冤家易结不易解”，“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过程是不对称的。人心变了，国内国际的政治生态变了，被污染的社会环境还能回到过去吗？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呼吁川粉们“彼此给一个机会”的时候，那些拥护川普的红脖子们是否真正听得到、听的进呢？
与传统建制派广为诟病的“嘴炮”相比，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是个说到做到的务实主义者，因此这四年的“折腾”也很有效率，留给新任总统六个烂摊子：
一是失控的疫情。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难度非常大，尤其是那些“信奉新冠疫情是场谎言”的民众，让他们参与到疫情治理中几乎难如登天。
二是失序的政局。整个白宫的建制和秩序被他搞的一团糟，和他有异见的基本被炒鱿鱼，其中不乏能干的官员。如何重组内阁、重建团队、重塑领导力和执行力，是非常大的难题。
二是滥用的政策。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美国即将面临史无前例的财政悬崖。毫无底限的货币宽松，在美联储几乎已经将子弹打满，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下一步的政策空间在哪里？尤其是在通胀预期开始显现的时候。
三是充满风险的资产泡沫。股市等金融市场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已经创造出了天量的泡沫，虽然这些泡沫制造的财富效应可以让很多人尤其是富人拥有较高的“获得感”，但是也隐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何况拜登政府还要采取加息政策。
四是难以弥合的社会裂痕。特朗普在任期间，在国内挑起了精英与民众、不同种族、不同信仰阶层间的裂痕；在国外，挑起了国家逐渐的对立，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对立。这些裂痕需要去安抚，需要去治愈。
五是难以修复的国际关系。特朗普在任四年，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主流大国，尤其是破坏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反而与过去美国政界所不齿的朝鲜等”邪恶“国家勾勾搭搭，这些关系的修复也并不容易。
六是丢失的大国责任以及一落千丈的大国形象。特朗普四年的美国至上和孤立主义，导致了全球秩序的群龙无首和国际公共品缺失，各个旨在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协议面临失效的风险。拜登上台后，需要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重大协议，重新担负大国责任和修复大国形象。
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烂摊子，对建制派拜登来说都非常难。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整个建制派因为特朗普团结在了一起，分歧逐渐减少，执行效率也会大幅提高。从这个意义来说，特朗普当选总统作为一个意外事件，对原本腐朽的美国建制政治形成了“鲇鱼效应”，让原来傲慢、沉睡中的建制派从噩梦中惊醒，重新振作起来。
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强化反川普、反民粹统一战线，从现在就开始考虑如何”同化“川粉，如何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听到和安抚来自沉默大多数的呐喊声，从根源上做出努力以防止四年后特朗普或另一个特朗普卷土重来。
无论如何这四年，建制派和政治精英们，都不能再脱离群众了。
五、拜登上任，中美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
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拜登上任后，首先为了做到反对特朗普的一贯主张，也会重新考虑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要回到过去那种良性循环状态，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美国两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创历史新高
从政治学原理来说，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必须塑造一个假想敌或者竞争对手，以提高自身的政治形象和使命感。而且这个假想敌越邪恶、越危险，人民就越依赖和听命于国家的统治者——利维坦，总统的民族英雄形象就越光辉高大。
特朗普、蓬配奥等就一直在向大众描述中国这个假想敌——如何偷走了美国大众的工作岗位，将来如何对美国产生巨大威胁，华为等企业如何对美国产生伤害等等。
美国假想敌的演变
有人认为特朗普这样的“认钱不认人”的商人总统好对付，作为左派、旨在输出价值观的拜登们“要命不要钱”，反而更难对付。实则不然。克林顿、奥巴马、拜登这样的民主党左翼建制派，往往会照顾自己的政治形象，不齿也不会明面上采取像特朗普的一些狠稳准的”干了再说“的“下三滥”策略（比如逮捕孟wz）。他们对付中国往往流于”嘴炮“，虽表面上大声谴责人权、倾销、汇率操纵、国企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但在具体实施上，往往雷声大雨点急。当然，这可以看作是建制派们“无为”的政治智慧。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川普是刘邦风格，一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牺牲的“无赖“商人形象；拜登是项羽风格，做什么事情都要讲贵族风范，不齿于为了达到目的采取违反自身形象的行为。对同样实用主义策略的中国来说，刘邦好对付还是项羽好对付？
过去四年的交锋也表明，一个需要层层上报的以稳为主的大国外交和政治体系，很难对付像特朗普这样诡异多变、行为没有明确预期的总统。
对民主党来说，更现实的则是，“身体是诚实的”。近四十年的中美经济合作中，华尔街金融大鳄、跨国公司、科技巨头、白领阶层等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民主党左翼代表的也是他们的利益。一个更加紧密的中美经济关系，对他们是有益的。大选之前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当选后他将修复中美关系。
特朗普重商主义加关税后，贸易逆差反而继续创新高，这样的失败也会让拜登有更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采取与川普不一样的贸易策略。
何况，美国的疫情管控和防治，需要中国的帮助（当前进口大量防疫物资和医疗产品）。美国的通胀压力，还需要中国制造的商品来弥补产出缺口。这些都是当前麻烦重重的美国所需要的。
然而，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中美关系的裂痕难以完全弥合，甚至有可能在拜登重建联盟体系后反而扩大。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且与美国处于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明圈，这成为对美国产生可置信威胁的客观事实，不管是特朗普上台，还是拜登上台，这些都改变不了。而能够做出改变，创新性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更取决于我们自己——一个更加开放、宽容和现代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