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中国古代有市场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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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言:全景视觉)维舟/文在近代欧美学者对中国的论述中,常有一些让人感到费解的论断,最著名的便是“中国无宗教”和“中国无城市”(韦伯语)。曾有国内学者撰文表达不满(显然也兼困惑),认为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是西方人凭恃着帝国主义心态,无视中国宗教、城市存在的事实。然而,要说像韦伯这样的一流学者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这些论断的真实含义,仅是在一个比较研究的框架内,指出中国没有对等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宗教”是指基督教那样有专职神职人员的制度化宗教、“城市”则是指有着市民自治权利的城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甚至还说过“仅仅五百年前,国家在绝大多数地区并不存在”——很多社会学者都会赞同他这个观点,因为这里的“国家”也是特指在境内垄断征税、暴力与合法性等整套机制的现代政治组织。就此或许也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无市场”,因为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预设,“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分化且自我规范的领域,按自身的经济规律运作,对它的任何人为干预都是扭曲。显然,这种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中国史上从未出现过。这就变成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有“市场”吗?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如果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界定,那么这是一种次级形态,还是对原有理论的挑战或补足?这意味着,对此的思考必然伴随着对经典理论的反思。中国式市场体系毫无疑问,中国是有“市场”的。但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在谈到“市场”时,都隐藏着自己未加界定的预设,因此黄国信在回答“市场如何形成”时,首先回顾了从亚当·斯密、恩格斯,到哈耶克、波兰尼等人所说的“市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精彩的文献综述,只有在这样梳理的基础上,才能看清中国经验的意义:中国这种历来注重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模式,究竟是例外,还是更具普遍性?实际上,很多人早已质疑古典经济学中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种批判最初还不是来自经济学内部,而是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侧翼狙击火力。对人类学来说,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一个活动,贸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商品、利益交换,还包含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在对原始社会的观察研究中比比皆是。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虽然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谦称“我对经济学极其无知”,但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经济方式,而人类社会更普遍的经济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这句话看似理所当然,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是当头一棒,人们被迫正视一个事实:经济活动是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并没有一个完全分化的理想型“市场”像雅典娜那样一出生就全副武装跳出来。把“市场”看作是完全自主地按经济规律运作的特殊领域的观念,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本质上还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关的,自年代以来,对古典理论基本前提的反思还包含另一个侧面,那就是:既然像市场、社会等都不能说是自主、分化的领域,那么就不能忽视其它力量(尤其是国家)所起到的作用。年由希达·斯考切波主编的《找回国家》(BringtheStateBackin)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关切: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以“社会”为中心视角,尽管知道国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却没能真正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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