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上演于雅典城邦公共生活的危机时刻。剧作家凭借将时兴的智者修辞引入悲剧，探索了这场危机的智识根源。剧中神话人物颇具当代性的讲辞指示了神圣正义失落后自然的必然与人的理智之间的矛盾，演绎了裁判人间事务时人的理智的有限性及言辞工具的限度。通过对修辞表演的自我指涉，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提示观众洞察语言表象背后的强力阴影。《特洛伊妇女》中的修辞实验表明，智者的“启蒙”难以解决属于人的权力关系及其必然性问题，这是雅典观众不得不直面并予以反思的晦暗现实。
作者简介
王瑞雪，女，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文学。
BustofEuripides.Marble,RomancopyafteraGreekoriginalfromcircaBC.
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在这一时期，作为古希腊政治与文化中心的雅典城邦吸引了众多智者（Sophists，或译“智术师”或“智辩家”）前来讲学授课。智者们教人们依据言辞（λ?γο?，即逻各斯）的论证而非传统信仰和习俗来判断伦理价值、决定政治事务。这就为人们提供了近似理性批判的工具。因此，有现代学者将智者运动与现代启蒙运动相类比，认为彼时的雅典已进入到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时代”。[1]
雅典的年轻人纷纷向智者们学习言辞的技艺即修辞术，以投身民主城邦的公共生活。在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政治领袖克里昂曾将雅典人称为“演说的观看者和行动的听取者”，并称雅典人“与那些演说者竞赛，假装才智不减半分……［雅典人］敏于言辞的论证，却拙于预见它们的后果”。[2]这段时人记载透露出雅典政治现实情况的严峻性。雅典的智识“启蒙”适逢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克里昂指责雅典人“敏于言辞”的“才智”是一种“假装”，其意图并非要警醒雅典人，而是为了让后者膺服于自己残酷的观点。雅典人决定屠杀不肯结成同盟、却勾结伯罗奔尼撒人叛变的密提林人，就是听信克里昂的结果（seeWar：3.36），直到最后一刻雅典人才听从另一位演说者的论述，撤回了这个决定（seeWar：3.49）。然而多年后当雅典人在不愿隶属雅典帝国的弥罗斯面临相似决策时，却以“强者的正义”立论（seeWar：5.89），施行了对该岛男子的屠杀和对妇女儿童的奴役（seeWar：5.）。紧接着就是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公众面对不同的论说，在情绪即非理性的支配下，做出了灾难性决策（seeWar：6.24）。雅典城邦的民主议程受到了智者修辞的深刻影响[3]，随着战事持续，其中隐含的危机越发凸显出来。
欧里庇得斯《特洛伊妇女》（Troades）的上演恰逢这一危机显现之时。这部剧上演于公元前年春季的酒神节，雅典人在弥罗斯的暴行就发生在前一个冬季，而此时西西里远征也正在酝酿之中。因为《特洛伊妇女》描写了传说中的特洛伊之战后希腊人对特洛伊战俘的残杀与奴役，故而默雷认为，欧里庇得斯是出于“对弥罗斯之罪行的忧思”而创作了这部剧。[4]将该剧视为对这一事件之回应的学者还有很多，例如布莱克洛克认为，欧里庇得斯“震惊于弥罗斯的事件”，因此在该剧中“撕开了战争的虚伪荣耀”。[5]韦拉科特也相信，这部剧作传达了欧里庇得斯对雅典行径的谴责。[6]还有学者将即将到来的西西里远征也纳入考虑范围，认为该剧表达了对弥罗斯之后西西里远征的悲观预见。[7]与之相对，另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历史事件与戏剧内容直接关联，他们或如厄普·塔曼·科普，从创作周期出发推测欧里庇得斯的构思可能早于公元前年的冬季[8]；或像西德维尔，认为现代评家出于自身的文化观感强行预设了雅典人以及欧里庇得斯对弥罗斯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