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柏拉图的教育活动在教育领城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一直把培养知识分子作为重点，而不是如何解决政治中的实际问题。现代社会的某些教育工作者将这种主智主义视为一次危险的倒退，是在其一历史的特定时期倒退到只注重学术知识而脱离实际的象牙塔中法，但这一时期正在致力于培养公民社会责任的教育成为造就经久不衰的民主社会的最大希望。
其他现代教育工作者则高声称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是带领人们走出混乱无序的黑暗世界的最当之无愧的引路人。教育的国家管理与私人管理当教育摆脱其非正规的原始特征，而呈现出机构组建的形式，为学校的出现确立了广泛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后世若干世纪中一直被沿用。不同政治机构的划分是教育机构差异的先导。
爱琴文明时期和荷马时期的教育机构在本质上还显露出原始特征。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学校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到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时，与现代教育水平大体相当的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也开始成形。当社会生活抹去氏族部落特征、生活中心转移到城邦时，教育摒弃了部族生活的随意性本质，在形式和内容上趋于政治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埃及、巴比伦和犹太文化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但是，希腊教育的发展在很多重要方面大相径庭。埃及和巴比伦确实已有正式学校存在，但那些学校基本上都带有为个人服务的印记。也就是说，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公民，服务于法老、国王或皇帝，即服务于政府。而在犹太人社会，政府开办学校绝对是出于宗教而非政治的目的。只有希腊人把教育的本原视为培养塑造合格公民的手段。
这意味着，教育的特征被前所未有地塑造为政府在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对公民的培养成为教育的目标。当教育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显现出当代社会处理教育与政府关系时所面临的些裨益和危害。斯巴达教育的国家监管当斯巴达从原始部落的氏族社会演变成贵族统治的军事专政时，政府自然开始对教育实施严格的控制。这样做是出于其自身的政治目的，正如政府对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实施控制一样。
在斯巴达社会，民选监督官或行政官同其他民事及军事部门一起对教育机构进行全面监管。他们起初实行直接监管，后来委派名为“国家监督官”的特殊教育行政官员全权负责教育制度的实施。这样，斯巴达就建立了一个实际上从政府利益出发并由政府严格监管的国家教育体制。斯巴达青年（即斯巴达公民子弟）自生至死归属于国家。刚出生的斯巴达男孩会被带到民选的监督官那里，由他们通过检查判定新生男孩是否足够健康，有没有成为强壮武士和优秀公民的潜质。
如果这个男婴面露病态或看似孱弱，很可能会被丢弃在山林中任其死去或交给外族人和希洛人抚养，将来成为商人、手工艺人甚至是奴隶。可以说，不适者淘汰的做法是始于襁褓。如果男婴通过检查，那么就由其父母带回家抚育，直至他年满7岁。年满7岁时，男孩们将被送往类似寄宿学校的场所，那里等同于大众兵营，是他们在18岁之前生活和训练的地方。
他们在7~18岁期间处于半军事化生活状态，在军营中被编成分队或小组，由年长的青年带领和管理。男孩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一起玩耍一起劳作，像士兵一样过着普通的军营生活。国家任命的教导员有权发出指令，严明纪律，并实施惩戒。年满18岁时，男青年将进人两年的强化军事训练期，接受完全正规的军事化管理。之后十年间，也就是20~30岁间，斯巴达青年将成为活跃的服役战士。
30岁时，他们将正式获得斯巴达公民资格。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将接受强制婚姻，但是，成年男性通常在婚后仍将以常备军一员的身份继续履行公民义务，其中包括承担大量的培训任务，训练同样身处受训状态的男孩和男青年。女孩在7岁前和男孩一样在家接受教育。男孩们前往寄宿军营受训时，女孩们仍然留在家里，但她们同样也将被分编成组。她们以组为单位接受身体训练，造就强壮体格，生育并抚养健康子女，保家卫国。
同时，她们也接受家务培训，包括如何抚养子女、如何管制家奴。总体说来，她们享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民众眼中是城邦这个军事机器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一环。雅典教育的国家管理与私人管理正如所期望的，雅典实行更加灵活的政治和经济方针，雅典政府并没有像斯巴达那样实施对教育的完全监管。雅典人具备更强的自由和民主意识，因此，教育措施仿佛更加彻底地交托给家长来制定。
而且，有据可循的是雅典政府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