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妇女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毫无民主权利，但在宗教生活中有一定的地位，由于雅典的宗教节日频繁盛大，因而可以说妇女在此时甚至有重要的地位。
一、雅典城邦的宗教生活
雅典城邦是一个以排外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由于宗教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便使宗教成为维系雅典城邦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和抗拒恐怖的避难所。出生与死亡、战争与和平、农业与工商业、爱情与婚约，雅典人所经历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和采取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伴随着向神献祭的宗教仪式。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神，以求神的庇护。
伯里克利告诉我们，雅典整年之都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根据卡特利奇的说法，公元前5一4世纪，雅典每年的宗教节日不少于天，并可能达到天。花如此大量的时间举行各种祭祀、娱乐、竞技和饮宴等活动，足可以说明神在雅典人心目中的位置。
宗教活动对雅典人来说非常重要，全体公民都会加入到这一行列里，当然妇女也在其中。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没有发言权，几乎处于无权地位，但她们被允许参加城邦的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有人甚至称她们为“宗教崇拜的公民”。
二、雅典妇女们参加的宗教节日
妇女们能够与男性一起参加全城邦的宗教节日庆典，其中最为著名的节日庆典是泛雅典娜节，妇女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需要编织法衣奉献给雅典娜，而且在游行队伍中有美丽的少女挎着篮子，还有为雅典娜织法衣的雅典妇女。
从铭文资料中我们得知，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一条雅典法令将挎篮少女与执政官、宗教官员和将军一起列在祭品受惠者的名单上。显然，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在宗教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农村地区，平民妇女甚至拥有专属自己的宗教节庆——狄奥尼索斯节。在节日中，妇女们离开孩子、家庭，尽情的陶醉、狂欢。据说，雅典高雅娱乐之一的戏剧便起源于这种野蛮的妇女狂欢。
纪念丰产和农业神德墨忒耳和地狱女神帕耳塞福涅两位女神的地母节是妇女唯一可以彻夜不归的节日。在地母节中，出身显贵的妇女们汇集到一所独特的建筑物里，严禁男子进入，她们可以在里面放肆的开玩笑，唱歌，甚至掌握平日得不到的政治权利。在节日的三天里，男子曾经所拥有的一切权力被妇女所取代。雅典的妇女在供奉德墨忒耳和帕耳塞福涅两位女神的神庙中开会，每一个德莫的妇女们选出在地母节执掌权力的人，由她们在传统确定的日期里主持公民大会，并作习俗所奉为神圣的任何事。但是参加地母节的妇女必须是那些品行端正的己婚自由妇女，并且是出生于阿提卡的雅典公民。
可见，妇女虽然被吸收到了重要的宗教生活领域，但她们参加的身份是有限制的。
三、妇女担当神的祭司和神谕所的预言者——女祭司
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不仅可以参加家庭和城邦宗教活动，而且还可以担当神的祭司和神谕所的预言者——女祭司。大多数神庙的主要祭司都由女性担任，并且大多是终身制的。有些女祭司出生于平民家庭，如雅典娜·尼凯神庙的女祭司就是从所有的雅典妇女中用抽签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她每年可以得到50德拉克玛的津贴，以及献祭的动物牺牲的腿和皮。女祭司的地位与男祭司大致相当，她们享有同样的荣誉和权利，像所有男祭司一样，她们享有好多特权。她们中的一些在剧院或体育馆还会拥有一个荣誉座位。
在女性神职人员当中，对雅典人影响最大的就是各地神谕所的女预言者，尤其是象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女预言者——皮提亚。皮提亚是出生于社会下层的处女，人们试图依靠她的贞洁来与神沟通，这使她成为城邦政治纷争的调停人和仲裁者，她的一言一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起到了指导和规劝的作用。雅典人在采取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之时，往往要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请求神。
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虽然不能像男性那样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但宗教活动却给了她们展现自己的机会，甚至让她们成为宗教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并对雅典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表明她们己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与男人一样多的参与权利，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宗教地位。
四、妇女在宗教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权力而未被排除在男性的世界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对丰产的企盼是雅典城邦男性吸纳妇女参加宗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雅典的生存环境十分艰苦，由于部分地区粮食不能完全自给，由于外邦人的经商活动频繁等因素，商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如此，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然是雅典城邦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公民的主体。
公元前—前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并习惯于生活在土地上。雅典城邦公民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他们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依靠土地。农业最容易受到不可预测的气候的摆布，有时无论农民怎样辛勤劳动，也会因旱灾颗粒无收。宗教具有使人们克服焦虑心理和树立信心的心理调节功能，正如威尔逊所说：“宗教仪式是一种企图把种种情感活动变为比实际状态要缓和得多的压抑形式，一种唤起人们信心的行为。”
对自然灾害威胁的雅典人必然会祈求神的帮助。由于妇女在生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雅典人认为她们与丰产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希望通过以妇女为中介的对神的祭祀奉献和多产魔法的实施来换取风调雨顺，实现他们丰饶多产的愿望。
其次，雅典城邦时代的人们一直认为与神直接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认为女性具有充当与神沟通的中介者和预言的神秘能力。
西西里奥多洛斯说：“在皮提亚制度建立之前，那些期望去请示德尔菲神谕的人直接前往那里地上的一个神能出气的裂口，在吸了裂口中出来的气后互相传递神谕。但是由于许多人着了魔而跳进此裂口中并消失了，所以该地区的居民便决定任命一位妇女去担任所有人的预言者，以消除这种危险。”从此以后，神谕的请示便以妇女为中介了。同时，雅典人对死亡的恐惧和“不洁”的禁忌，使雅典男性将妇女推到了某些祭司的前列。
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夺走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就连雅典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在伯里克利病重之时，他将妇女挂在他脖子上的护身符拿出来给朋友看，这说明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扭转了一个伟大的雅典政治家的心灵。”。
在雅典人看来，凡是有疾病和死亡的地方都是被污染的不洁之所凡是拜访过丧失亲人家庭的古希腊人在离开时都要把水洒在自己身上净化自己。阿里斯托芬在《公民大会的妇女》中提到了挂在举行葬礼人家门口供来访者净身的水壶。
因此，为了使男性不受这种不洁之源的伤害，妇女被推到了与死亡打交道的前列。同时，雅典人一直以来把投身于具体的宗教事务看作是一种低贱的义务，妇女等于是被强迫去接受那些男人不愿履行的宗教义务，这实际上是雅典城邦时代男性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已。
再次，雅典妇女热衷于宗教活动是因为她们可以在宗教节日里纵情狂欢，暂时的逃离正常的社会、家庭束缚和等级差别，获得平日只有男性才有的户外自由活动、社会交往机会和男性独享的政治权利，使她们获得精神和身体的暂时解放。
亚布洛科夫曾指出：“在宗教里，一切矛盾被臆想地消除：现实压迫被精神自由克服，社会的不平等在罪恶和痛苦中变为平等：人们的互相不信任在‘基督的怀中’化兄弟情意；人实际上的无能被上帝的万能所补偿，死者成为永生；整个充满罪孽和不公正的世界被‘天堂’代替。补偿功能的心理学方面在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宗教才能成为解除精神紧张状态的手段。”
在宗教庆典中，妇女担当的角有了暂时的变化。在现实世界中，男性安排给妇女的角色是做饭、洗衣、抚养孩子。西奥克里图斯的诗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正在等着她回家做饭。然而，庆典中的阿多尼斯不会把婚姻、生儿育女的负担强加给情侣，长着双翅膀的小爱神也不会妇女们家中的婴儿那样哭啼不停。参加欢乐的庆典，从繁忙乏味的家务劳动中得到短暂的解脱，无疑对妇女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在宗教庆典中，妇女们尤其是已婚妇女的紧张心理得到了缓解。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妇女受到男性的压抑、支配和控制，心理上处于焦虑状态。“阿多尼斯节的庆典不但使妇女由于离开统治着她们的丈夫、抛开单调的家务、体验爱的甜蜜和尽情欢乐而感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松弛，而且使她们在身体上也得到了放松。”这进一步说明了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平时在政治和家庭生活中所受的压制和约束很深。
雅典妇女从出生到死亡，从青年到老年，都离不开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而且上至贵族妇女下到平民女性都是家庭和城邦宗教仪式和节日的主力。雅典城邦时代的妇女在宗教领域然享有她们在其他领域中少有的较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