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治理思想的核心是“德治”,即“为政以德”,其基本内容是,以社会伦理为基础引导人们提升道德修养,培养个人才能;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于换位思考以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意识;以道德作为支撑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孔子的德治思想对于现阶段我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
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参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阳货》(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孔子明确强调了社会治理主体自身修养的提高,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需要。
对人恭敬,宽以待人,诚实守信,行事敏捷有效率,怀有一颗仁慈的心,这样作为治理者就能获得人们的拥护,愿意为其效力,从而增强社会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孔子进而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即个人只要端正了自身的行为,对于参政治国就没有什么困难。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治理者起表率作用的关键,个人自身修养的提升能保证其尽职尽责,从而提高社会组织效率,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环境,激发组织发展的永动力。孔子认为,治理者的修养对实现德治有重要的意义,执政者是社会治理的决策者,用道德引导社会风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身素质,这是提升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先决条件。
孔子主张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雍也》)。即要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换位思考,自己要立足社会也要让别人立足,自己要功成名就也要让其他人成功。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社会组织内部的协调,减少信息传递的阻碍,而且还可以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在孔子看来,“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不言而喻,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性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德”在处理由主体差异性产生的矛盾时有调解的作用,因而有道德的人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与他为伴。这实质上就是将道德教化融入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之成为指引人们日常生活的隐形标尺,使人培养起良好的交往习惯,促成人们心灵深处的共鸣,塑造良好的交往环境。
孔子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博弈过程,因而他强调“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即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社会治理主体对人施之以“仁”,并用道德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对于增进治理者与不同的社会主体、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谐稳定都有积极意义。当今,我们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尤为重要。
孔子强调为政者治国理政,对民众要“道之以德”(《为政》)。在他看来,道德是社会的稳定剂。他指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子路》)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即德治是可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效果的。《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这里,应当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自己的美好德行感化民众,这就好比风吹草动,完全顺从风刮的方向,如果为政者一心向善,民众也会一心向善,根本用不着杀人。总之,孔子认为,为政者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并用道德来引导民众,这样就可以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德治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补充。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法律体系的过程中,道德建设是推进法治,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德”渗透到个人、家庭、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是实现良好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事实上,“有德者必有言”(《宪问》),同时往往言论合乎道理并且言而有信,这种人最适宜于参与社会治理。而诚实守信,是深入中华民族骨髓的文化特质,是政府诚信建设的重要基础。政府诚信建设,旨在增强政府公信力以维护社会稳定,对社会道德建设、民主制度建设都有其积极意义。
如果说,优秀的民族文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提高全体国民的伦理道德修养,特别是提高执政参政者的道德修养,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影响力,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二、古希腊早期的治理思想
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主张,通过维护城邦的风俗和法律推动城邦伦理规范的建设,形成相对稳定的城邦环境,认为道德意识是形成法律的基础,良好的统治基础离不开法律的支持。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正是这句富有深刻意蕴的名言,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人类自身,进而从人类自身来思考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
但普罗泰戈拉对人自身重要性的崇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之风盛行,社会治理失序,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财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雅典遭遇了战争的失败,这与雅典城邦内部盛行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在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脆弱有关。
在分配敬畏和正义的时候,普罗泰戈拉提出:“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道德,就像分享技艺那样,那么城市就绝不能存在。此外,你必须替我立下一条法律,如果有人不能获得这两种美德,那么应当把他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
他认为道德是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需建立在多数人之间,这样的城邦才是善的城邦。国家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靠信仰维持其存在。城邦精神由敬畏和正义两部分组成,每个公民都应当拥有这两种美德。人们敬畏国家就会去拥护它,正义则是国家保障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途径。
古希腊智者学派对神提出质疑,强调自然的作用,但是政治生活依附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法律,过分地重视人的价值,忽视道德对社会治理的指导作用,个人主义的兴起必然弱化道德对人的约束,使社会治理秩序逐渐走向混乱。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其治理思想是建立在对智者学派批评的基础上的。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的知识是对真理的追求,即对事物本质的探索,只有真正的知识才能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而“知识”的内在属性是善与德。
针对当时城邦道德沦丧的现实,他提出通过向公民传授知识,教育公民,增强公民的良善和道德,就能够进而提高城邦的道德水平,以挽救城邦危机。在他看来,雅典寡头政变推翻民主政体,是由社会道德下滑引起的,可以通过改善社会道德,重新建立民主政体。
苏格拉底推崇理性,把理性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将挽救城邦的希望寄托在兼具理性和道德的贤人政治家身上。他认为,如果把城邦交给不懂治国之道的人,就会像“一个没有必要的知识的人而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
政治家需要通过教育获得从政的知识和道德品格,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能治理好城邦。无论是公民还是政治家,都需要美德。但德治作为社会正义的实践并没有引领希腊社会的风尚,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贤人政治的治理思想在当时的希腊社会是行不通的,城邦通过道德改善治理挽救日渐衰落亦是不可能,良善的治国模式以失败告终。
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所以他的治理思想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较深。柏拉图从伦理的角度希望探寻出城邦衰落和人们道德沦丧的原因,“正义”则是他研究问题的一个原点。在他看来,一个集各种善于一体的城邦必然是善的城邦,生活在这个城邦中的个人也必然是善的,善的个人必然集各种美德于一身,正义是诸美德中最重要的美德。
“善”是一种价值理念,人们只有掌握这种理念,获得关于理念的知识,才可以探寻出城邦的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城邦公民都要明白自己的角色,按照其要求的美德行事,各就其位,各安其职,而不同社会阶层分别达到智慧、勇敢和节制来实现正义。
柏拉图将公民的美德看作是治国之本,通过善的理念培养出拥有知识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认为美德是法律的基础,起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所在。柏拉图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美德和人治的重要性,忽视美德约束能力不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忽视城邦会随着公民道德意识的减弱而陷入动荡的危险。柏拉图所设想的完美的城邦或理想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