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雅典遭到波斯人的入侵，雅典人发起了反抗波斯人入侵的战争，雅典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尤其是在萨拉米斯海战当中，雅典海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之后产生了一个抵抗联盟组织，那就是阿提卡海上防御联盟。这个联盟的发起者就是那个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人物——地米斯托克利。
地米斯托克利曾经是极端民主的开拓者。他在招募海军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城邦的市民，同时更招募那些贫民，贫民的加入使得整个海军的结构发生变化且贫民成为海军的主力。
同时，陆军受到贵族的支持而参与城邦的斗争，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地米斯托克利给他们灌输了城邦执政官们不需要再通过选举而产生，现在完全可以抛开这些繁琐的程序而直接由贵族自己任命。
在他的思想鼓动下，公元前年，在贵族的怂恿之下，陆军发动了针对城邦执政官的军事政变。
厄菲阿尔特和伯利克利在海军中的贫民支持下，平叛了这次军事政变。他们两人也在这之后成为民主运动的首脑，组建最高法院、最高的权力中心、国民大会，并通过国民大会授权取得政治权力。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当中称颂，人们从此有可能认识这个彻底的民主式的宪章。在这次民主运动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也许是这个重要政治职位的分配程序。在这个古老而又较为彻底的民主形式当中，由国民对特定的申请者予以选择，由不确定的人通过选票确定、许可分配执政官的职责。选票程序与轮换原则，势必对权力职位的产生起到了限制作用。
当时，在雅典卫城西部的普尼克斯山丘上召开过国民大会，所有具有市民权的成年男性都应该参加。通常年度，人们每年会面30到40次，每次参加人数大约有多人，这些男性雅典公民占雅典市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教授乌维·维瑟尔（UweWelsel）在《欧洲法律史》中说，所有参会者均获得补助，补助金额是一个奥波银币，大约一个半天的工资，也就相当于一个半天的工作量。因为，正常这种会议仅仅持续一个半天。
在公元5世纪，国民大会获得通过所有的法律的立法权，公元前年这个立法权就已经获得。
国民大会有权制定基本法律，同样，国民大会对个别重要事项有权作出特别决议。
行政机关确切地说，它是最高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有权从事对外政治、战争及和平缔结盟约、授予市民权及其他重要行政行为，此外还有选举少量诸如那些不需要由市民选票决定的执政官、陆军军事指挥官、海军指挥官以及高级财政官员。在军事统帅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由希腊人民抽签选择决定要由哪个统帅指挥军队。
除了国民大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府组织是由五百人议会组成的。从每一个行政辖区分别选出50个市民代表，十个行政辖区共计名代表，这些代表每年到一起投票决定城邦重大事项。
在阿格拉广场西面的议事厅当中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国民大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城邦重大事件予以决定，同时对城邦的执政官们予以监督，国民大会以保障城邦管理的有效性。同时，他们也对财政予以监督，并为国民大会的召开做预先准备。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如果某件重要事项在五百人会议上获得处理后，在之后的国民大会上仅仅对处理决定形成决议。
任何法律必须在人会议上公示，或者如果该法律所涉及的事情本身的意义十分重大，那么该法律必须在人立法会议上予以公布。
这些人数每一次都从名居民当中抽签选出，组建每一年的临时法庭，对所产生的法律予以法律审查。
每一名获选者必须超过30岁，且能够在他的行政区域内行使投票权。他们需要在法官面前宣誓，从中选出带有括号的名字，并以此确定每天筛选谁出席一个特定的法庭。
公元前5世纪，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即陶片放逐制：
由城邦当中的每一个市民将其认为将对城邦有危害的人的名字记录于贝壳或陶片之上，并将该陶片或贝壳投入到固定的投票箱当中，最后统计投票。对于超过半数以上市民认为有危害于城邦的人，予以放逐城邦之外五年或十年。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拥有这个事项的投票权的市民，必须是男性城邦市民他们有权决定对某个政治家予以城邦放逐十年。
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这个制度不再应用了。代替它的是另外两个常设机构，一个是防止国民大会的滥用，另外一个防止立法会议的滥用。
在这两个常设机构之外，还有一个刑罚处罚程序。这个程序系针对那些滥用提案权的提案人而设计的。因为，这种滥用提案所将产生的结果，可能由于这种提案的提出导致五百人会议或者全民大会所产生的决议本身违反法律。
这种非法提案也可称为非正当性提案非法提案，即国民大会或立法会议的滥用（Diegraphnomonmeepitedeiontheinai），甚至会基于这种立法会议的滥用行为而由立法团（Nomotheten）提出产生一种不适当的法律提案。为此，必须对这种行为开展刑事审判，以保障立法活动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