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民主制度满怀热忱，愿意接受城邦实行民主制度。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民主制度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民主制度并无二致，但民主制度也做了稍微的修改，然后一直沿用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公元前4世纪末期，德摩斯梯尼所经历的民主政体与公元前5世纪初期泰米斯托克利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雅典民主在克里斯提尼改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中雅典的民主制度仍然有所改变，这一期间的大变革都是为了让公民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获得更广阔的政治参与空间。
一、克里斯提尼改革
战神山议事会的体制和权限在克里斯提尼时代继续维持梭伦以来的局面。梭伦执政时期，战神山议事会则是由上一年卸任的9名执政官组成。当时以金钱和名望才有资格获得执政官官职。很显然该组织的成员都是见多识广的富有人物。由此，民众对它也很尊重和爱戴。
执政官的首要工作便是处理司法审判工作。他们有时候亲自审案，有时候主管办理一所或多所法庭的事务。对于这些工作，克里斯提尼继续先前沿用先前惯例，没有做大幅度的变更。此时，克里斯提尼创立十将军委员会，这也使军事执政官的地位因十将军委员会的创立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十将军由自己所属部落选举而非抽签产生，连选连任，并且每个将军都本领超凡。这时的军事执政官才发现自己已成为十将军有名无实的军事首领。这些将军都是由自己所属部落指派，即使他们出身贵族世家，他们效忠的仍是自己所属的部落，而非任何贵族世家。
1.战争对改革的影响
实际上，两次希波战争加速了克里斯提尼宪法的大幅度改革。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军事执政官卡利马卡斯担任雅典最高军事指挥官一职，但真正掌握雅典兵权的是10将军。马拉松战役时，各个部落以军事天分指派10位将军，的确不需要军事执政官担任总指挥。军事执政官除了累赘之外，发挥不了多大的政治影响力。到了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时，雅典决定各部落推选的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9名执政官。这时的军事执政官已成为傀儡，或许仅在必要时或者有人要求时才显示出表现将军的权益罢了。
第二次希波战争，来自劳动者阶层的贫穷男子壮大了雅典的海军舰队，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当这些贫穷的公民意识到正是他们铸就了雅典的安全和繁荣，他们显然要要求雅典的司法管理与公民大会中制定政策及通过法律的民主程序也要变得民主。公民大会在那时虽可以履行上诉法院职责，可绝大多数的法律判决还是要战神山议事会做出。自公元前年，9名执政官经抽签产生，这样他们获得职位纯属偶然事件，权力也就不易被贵族阶层垄断。
2.弊端的显露
人们认为经过抽签产生的公职人员是民主的，因为他们给了所有具有抽签资格的人同样的机会，人们相信诸神会监查公职人员的选举情况的。但是，即便民主方式产生的执政官同样会面临腐败，战神山议事会同样也会如此。如果那些案件的裁决者想要摆脱来自社会上地位显赫人士的压力，想不被有足够钱买来有利判决的人贿赂，雅典就必须要建立全新的司法制度。倘若法律不能被公平公正地执行，那么法律即便是以民主方式制定也是毫无意义的。
二、埃菲阿尔特改革
埃菲阿尔特于公元前年向公民大会建议取消战神山议事会的多数权力。“他认为该议会的多数权力都是‘取得’的”。他向公民大会提出建议的时机是事先经过仔细考虑了的。
1.权利的“取得”
公元前年斯巴达附近发生一次大地震，许多斯巴达人在地震中丧生。就在此时，长期遭受斯巴达奴役的希洛人发动大规模的反叛来反抗斯巴达的殖民。到了公元前年，叛乱形势十分严峻，以至于斯巴达人不得不向雅典请求军事援助。尽管，雅典与斯巴达曾联合抗击波斯人的战争，但曾经的盟友关系紧张主要是因为提洛同盟中反叛成员国曾得到斯巴达的支持。公元前年，亲斯巴达的贵族西蒙凭借自己的威望极力说服公民大会派遣名重装步兵前往斯巴达，帮助斯巴达镇压希洛人的反叛。可以肯定的是这名重装步兵极有可能在反对上述措施的权贵人士缺席期间，是由公民大会通过埃菲阿尔特的提议派出的。
我们不明白埃菲阿尔特所谓的战神山议事会的多数权力都是“取得的”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但可能埃菲阿尔特在暗示战神山议事会取得的权力是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宪法改革中所没有提到的权力。事实上，之前的宪法找不到对战神山议事会权限下的定义。其中“法律的守护者”在梭伦之前已经出现。这就赋予了战神山议事会在人会议、公民大会或任何行政官员已经做出或者意图做出“违宪”的举措时，可以进行干预和否决的权力。我们没有证据去证明战神山议事会如何运用这项权力，但它一定是战神山议事会持续产生影响的基础。
战神山议事会由前任执政官组成，那么他们通常和现任执政官关系友好。如果有必要，他们又要负责对现任执政官进行监督。因此，就会存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利益冲突，实际上对于执政官的不法行为，战神山议事会有可能为其掩饰和开脱。所以，在埃菲阿尔特看来，议事会成员将这种权力操纵与鼓掌之间，这将阻碍民主制的进程。
2.限制权利
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公民大会通过了埃菲阿尔特限制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办法，实际上，对于控制和监督的权力，战神山议事会的这些权限将被掳夺。此后的战神山议事会只有审判有预谋的罪行，如谋杀、伤人、纵火以及触犯城邦的宗教信仰等权力。公元前年，埃斯库罗斯的《仁慈女神》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将战神山议事会描述成雅典娜亲自设立的最高法庭，设立此法庭的目的是审判奥瑞斯提斯，最后此法庭成为雅典审判杀人案的常设法庭。虽然《仁慈女神》的创作并非为了宣传政治，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出身贵族的埃斯库罗斯正在为这个饱受攻讦的机构保留一点尊严。
埃菲阿尔特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设有陪审团审判的审判制度，陪审团成员都是三十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他们由抽签产生，任期为一年。不过现在，陪审员得到了先前归属于战神山议事会成员和执政官的审判权。陪审员是从男性公民团体中随意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总共六千人，如有需要他们会被分派到各个特殊的陪审团处理大量的案件。
根据新的司法制度，执政官仍然会有权对轻罪作裁决，战神山议事会几乎不再拥有特殊的司法管辖权，人议事会与公民大会在案子涉及公共利益时可提出诉讼，但是由公民组成的陪审团享有特殊的司法权。因为陪审团规模之大，陪审员人数之多，以贿赂陪审员的方式不恰当地审判结果变得困难。即便这样，收买陪审员似乎还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因此，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审判制度被修改为通过抽签的方式分派各个案件的陪审员，而且抽签在审讯当天进行。如果为数极少的刑事案件向今天能用法医学证据，那么在法律程序中具有说服力的演讲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雅典法庭上原告和被告都要为自己说话，尽管他们可以花钱请人为其写好演讲稿，或者就是请别人发表演说支持自己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因此，被告和原告的品行与其公民名声是息息相关的。审判员认为了解公民的品行对揭示真相很有必要。审判依据票数过半决定，判决之后不存在最高法庭驳回他们的裁决。埃菲阿尔特之后法庭制度的力量代表了正在运行中的雅典民主制的力量。《马蜂》在描述城邦审判制度时这样写到：“一个热衷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加以判决的人这样吹嘘到：‘法庭上我们的权力并不比国王的权力弱！’”
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引进的以抽签方式产生9名执政官的措施，已经改变了战神山议事会新成员的出身，甚至才能。第一次希波战争中，似乎战神山议事会依旧保留相当多的特权。当时，靠选举直接出现的执政官依旧是其最主要的组成人员。然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后，来自底层的百姓政治地位逐渐提升。
总结
随着抽签当选的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战后的一代认为战神山议事会的存在是雅典民主制中的一种反常现象。埃菲阿尔特向公民大会提出对战神山议事会进行权力限制无疑是自然发展的常态。埃菲阿尔特改革后，执政官的职位和战神山议事会的席位都向双牛级及其以上的阶级开放，战神山议事会从此进入民主时代。另外，新的审判体系构成了城邦民主制度的根本性原则：“男性公民中代表性人物可以广泛参与；通过随机的方式推选大多数城邦官员；尽心竭力想方设法防范腐败事件的发生；无论贫富，城邦律法都会对个体公民提供同等庇护。”这样的进展与埃菲阿尔特改革的初衷似乎是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