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祖制”理念的影响下，政治领袖们产生了哪些认识分歧？西西里远征失败后，“祖制”和“祖法”逐渐成为一些雅典精英试图改革民主政体的理论依据，并且在“内乱”过程中也为政治领袖和民众重建城邦共同体的政治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
面临城邦危机和民主制度所暴露出的弊端，雅典人开始主张恢复祖辈的政体和法律，在改变现状的同时，利用“祖制”和“祖法”的概念强调了政体的延续性与改革的合理性。
其中便蕴含着对城邦共同体理念的诉求。在一段大约写作于公元前年的演说残篇中，“智者”色拉叙马库斯指出，“祖制”是“容易理解并且对所有人而言最具公共性的”。
这里“最具公共性”是对koinotatē一词的字面翻译。从语境来看，它与“容易理解”并列，当具有认知层面的意义，因此有些学者将它解释为“共识”。
意指“祖制”在所有人的认识中都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奥斯特瓦尔德采取了另外的角度，认为其意在表明“祖制”是将所有人结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这种释读大概基于从“共有”的意义上理解koinotatē，“祖制”被表述为一种使所有人共享政治权利的政体。
一、“祖制”理念如果综合这两种解释方式，或可将色拉叙马库斯的意思理解为，所有人对“祖制”都有着相同的理解，这种一致性使人们结成共同体，而且其中的所有成员共享着最普遍的政治权利。
换言之，无论从认知层面，还是城邦组织层面，“祖制”理念都意味着呼吁雅典人在政治共识和权利共享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城邦共同体。
不过，实际上围绕着“祖制”的具体特征，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领袖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上述色拉叙马库斯的演说内容也正是针对这种分歧而讲的。
当城邦“内乱”提供了将“祖制”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时，政治领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便有可能转变为激烈的权力竞争。“四百人寡头”政体的建立，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初阶段。
不同于修昔底德注重寡头政变的实际结果，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对政体变革背后的理论争议过程给予了更详细的记载。
依据后者的说法，提议任命一个负责设计政体改革方案的委员会的人是斐索多鲁斯，克雷托丰又对此提议进行了修订。
要求委员会成员还应研究克里斯提尼在建立民主政体时颁布的法律，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参考。
此处将克里斯提尼的法律称为“祖法”，并且指出，克里斯提尼所建立的政体“不是民主的”，而是更接近于梭伦的政体。
表面看起来，这里的表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何理解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政体又“不是民主的”？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一评价并非出自克雷托丰本人。
而是《雅典政制》作者本人的补充说明，其意义在于强调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政体优越于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的现实状况。
从克雷托丰对斐索多鲁斯提议的修订中，可以看出“祖制”概念引发的不同理解：有人将梭伦的政体当作“祖制”原型，主张效仿梭伦，建立“四百人议事会”。
以克雷托丰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克里斯提尼的政体，认为雅典的现实政治已经背离了民主政体的初衷，改革目的是让民主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这一分歧或也体现在委员会所设计的两套政体改革方案之间的差异上。
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其中一套方案用于将来，建立在人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基础之上，依靠缜密的官职选任制度进行运作。
其设计的客观性表明，该套方案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