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雅典和斯巴达兴起之后，两个城邦，甚至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都在思考斯巴达和雅典谁能够代表希腊文明，斯巴达和雅典自己也在思考，并通过彼此战争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才是希腊文明的代表。
直到今天，学术界仍然在思考谁代表了希腊文明？谁能代表希腊文明？有人认为雅典才能代表希腊文明，也有人认为雅典和斯巴达各有特色，两者是希腊文明的构成部分，共同代表着希腊文明，选择任何一个城邦文明代表整个城邦文明的做法是武断的。
在这样的争论中，两者都是有道理的，并且各有支持者，在我看来，我更同意后者的观点，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希腊文明不同部分的代表，我们绝不能以一概全。
斯巴达代表了希腊文明的军事成分，雅典代表了希腊文明的民主成分和经济成分，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希腊文明各部分只是两者各自的突出点，所以也会有交叉部分。希腊文明具有民主特色，也具有扩张色彩，更有自由因素，所以雅典和斯巴达只能代表各自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全部。
一、雅典和斯巴达的典型制度
1.雅典民主制度
雅典民主制度是后世一提及雅典就必须要谈论的问题，这也是雅典最具有特色的制度，是雅典的代表，雅典并不是没有军事扩张，比如远征西西里之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等等。
但这些在雅典城邦文明的整体成就中所占比例不大，占比更大的则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代表了希腊文明的民主倾向，构成了希腊文明的一个面相。
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辉煌主要源自三次雅典民主改革：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伯利克里改革推动雅典民主制度走上了顶峰。梭伦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禁止把欠债的变成奴隶。
在雅典的观念中，雅典人属于国家的，需要为国家缴纳税收和服兵役，一旦大量的雅典人变成奴隶，那么雅典城邦的税收和兵员就会大幅减少，所以国家不能允许债务奴隶的大量存在。
克利斯提尼改革将阿提卡地区划分为三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包含三个小区，每三个不同的小区合并为新的部落。克里斯提尼此举虽然看似颇费周折，但对推动雅典进步却十分有必要。克里斯提尼通过这样的部落划分，实现了以地域为基础的部落，代替了过去的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
这样就能够打破部落贵族势力对政权的控制，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催生了雅典国家，此后雅典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某一地区的人，而非仅仅是某一家族的人。
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在当选为雅典执政官后进行改革，在他的改革中，所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几乎可以担任一切官职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成为雅典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机构，过去的战神山议事会则权力大幅削减。
伯利克里的改革空前提高了雅典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民主制度得以贯彻下去，民主性也得以延续下去。由此，雅典真正确立了享誉后世的民主特性，所以一提雅典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特性。
2.斯巴达政治制度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希腊世界的一个另类，因为它很少体现出雅典等城邦所流露出来的主流属性——民主，反而更为人所知的是它的对立面——专制。
郭小凌在为祝宏俊的《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所做的序言中道出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
“斯巴达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平均主义的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公民基本参与的共和制，即斯巴达人自诩的‘平等者公社’制。”
斯巴达所谓的“平等者公社”与雅典的民主一样，实际只是城邦内有公民权的人才能享有的权力，斯塔尔在其所著的《世界古代史》中认为斯巴达政制是“有限的民主制度”，而刘易斯则认为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有自己的意志，是斯巴达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埃伏尔次之，一向被认为是斯巴达权力顶端的长老会议却比埃伏尔地位更低，国王次之。由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他们都在争论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中到底含有多少民主成分，换而言之，他们承认斯巴达政治制度中所具有的专制色彩。
斯巴达之所以能代表希腊文明所包含的、经常被忽视的军事色彩，是因为斯巴达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斯巴达为人所乐道的军营般的残酷生活。
在斯巴达的扩张历史中，对拉科尼亚地区和美塞尼亚人的征服是不得不说的实例，通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将其邻邦征服了，美塞尼亚人变成了斯巴达统治之下的希洛人，地位一降千里。在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人的同时，又与阿尔戈人进行作战。斯巴达人如此频繁的战争使其军事色彩暴露无遗。
二、雅典和斯巴达各自代表着希腊文明
1.雅典的民主和经济特色
雅典最典型的民主色彩和经济代表了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特性和自由贸易成分。在古希腊社会，由于地理位置因素，不同的城邦彼此之间被纵横交错的河流所切断，因此，彼此之间的交往主要依靠水路。
又因为河网密布，所以农业发展较为困难，不仅土地资源有限，而且水资源过于充裕也会引起涝灾，只有希腊世界的少数地区比较适合农业生产，例如斯巴达城邦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城邦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贸易经济。
就像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因濒临海洋而先天就具有向海洋发展的特性，雅典等希腊城邦亦是如此，它必须向海外发展，哪怕展开几个世纪的海外殖民活动也在所不惜。
雅典的贸易经济之所以能代表希腊文明的经济成分，就是因为梭伦改革对雅典工商业的重视，梭伦鼓励工业的发展，奖励有技术的人移居雅典，规定父亲必须教会儿子一项手艺，否则儿子可以在父亲年老时不赡养他。
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希波战争之后得到了希腊世界的公认，开始积极向外传播，不同的城邦开始对雅典的民主制度进行吸收转化。雅典的民主制度不仅影响了城邦内公民，还影响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制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希腊文明的代表。
正如李玮钰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与民主制》中所说：“我们总说古希腊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发源并不仅仅是将古希腊文化作为载体……而这也正是后世所称道的政治文明的雏形。”
2.斯巴达的军事以及扩张色彩
斯巴达的军事特性之所以能代表希腊文明军事色彩的一个方面，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斯巴达军事化的终身教育，这在希腊世界很少见，虽然各城邦都有军事教育，但从未严格到这样的程度。其次是斯巴达长期的对外扩张获得了很多成果。
陈润在《古典时期斯巴达海上势力发展研究》中写出了早期斯巴达人的海外扩张情况：
“拉栖代蒙人在定居；拉哥尼亚后，他们不断向周边领域扩张……斯巴达俨然成为希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邦’。”
最后，斯巴达凭借强大武力在希腊世界不断挑战潜在的霸权者。希腊世界潜在的霸权者包括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著名城邦，这些城邦也多次与斯巴达进行过战争，斯巴达的海军力量震慑着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而且波斯还曾对斯巴达进行援助，斯巴达与波斯的亲近也使其在政治制度方面更靠近东方专制。
正如徐松岩在《色诺芬史学二题》中所说：
“而波斯势力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局的走向。”
总结
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希腊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城邦文明，代表着希腊文明的不同面相，所以我们不能将任何一方剔除出去而只称另一方代表了整个希腊文明，这毫无疑问是武断的。
雅典代表了希腊文明所具有的民主倾向，在这里，公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参与政治生活，城邦国家鼓励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斯巴达代表了希腊文明所具有的军事色彩，希腊文明不全是民主的，也有扩张的，虽然雅典也进行过扩张战争，但它的民主似乎掩盖了扩张。
斯巴达人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们看到了希腊文明中类似于东方文明的因素，所以从斯巴达文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希腊文明所具有的扩张性。
民主与扩张构成了希腊文明的不同面相，使我们更真实地了解了这一文明，而不再仅仅赞扬希腊文明的民主性，也可以以此否定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扩张性战争的爆发与国家政体性质无关。
参考文献
斯塔尔：《世界古代史》
徐松岩：《色诺芬史学二题》
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
李玮钰：《古希腊城邦奴隶制与民主制》
陈润：《古典时期斯巴达海上势力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