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随着商品贸易的流通与发展以及商路的不断开辟，古希腊也渐渐成为了欧洲的商业中心。物物交换也不再满足于希腊人的要求，公元前五世纪，在梭伦的改革下，进行了币制改革，为后期雅典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古希腊时期，贵族之间战争为其虏获了不少的奴隶，那么这些奴隶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有何贡献呢？
一、古希腊奴隶与经济
1、海上殖民活动
古希腊作为一种外向型经济，经济的发展繁荣主要依靠于海外的贸易与殖民。造船业的发达为古希腊海外殖民提供争夺海上霸权的的优势，同时海军也是必不可少的。海军作为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和行动，抛弃了旧的财产规定，这就为普通平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契机。同时作为具有冒险精神的雅典人民来说，安土重迁的思想并不深刻，他们自由的冒险精神也为海军的扩充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支持。
面对古希腊逐步的扩张，本就没有东方浓厚的乡土挂念也逐步被打破，原本凝聚在这个土地上的血缘关系也在被打破。而随着海外殖民而新富裕起来的人对于旧贵族的不满愈加深厚，贵族寡头政治面临冲击，平民势力逐步扩大。接着解负令的颁布，债务奴隶的废除，原有的贵族民主政治被平民民主所代替，而生产的从事者就变成了大量的外邦奴隶，他们或是在对外战争中被获得，或许是在奴隶贸易中被获得。但就此雅典城邦走上了内部公民民主和对外部奴役的道路。
2、奴隶制与古希腊城邦的繁荣
古希腊与古罗马奴隶制的标志性特点为：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将家庭作为最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其商品化程度很高。形成此模式的主要原因为当时的古希腊与古罗马缺乏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因此土地私有制与家庭经营较为盛行。但是在当时古罗马和古希腊社会，“家庭”这一概念与我们当今社会的“家庭”概念并不相同，当今社会的“家庭”指的是一家几口，而古罗马与古希腊社会的“家庭”指的是庞大的奴隶主家庭全部成员，包括奴隶主本人，奴隶主的妻女，以及他的全部奴隶等。
奴隶的构成并不单一,己在此可以以梭伦改革为界限，在梭伦改革前，大多数奴隶的前身是本邦人，因债务沦为的债务奴。在梭伦改革后逐渐改变为战俘以及买卖而来的非本邦成员的外邦人奴隶。就奴隶人数而言,城邦共同体中,奴隶的人数最少也能占雅典人口的一半。古希腊城邦的繁荣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除了公民外的奴隶阶层，他们劳动创造的财富支撑了雅典城邦。但就政治现实而看,庞大的奴隶阶层对共同体及公民带来的政治压力,造就了城邦内部的民主与团结。
二、奴隶制的形成
1、梭伦改革
等级并非生来存在，在雅典人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方便管理公共事务，提修斯在雅典建立了统一的中央管理机关，同时还将全体人民划分为三类，分别是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贵族牢牢把握这政治公职并形成垄断，这就为后期的阶级矛盾买下了伏笔。到了公元前八世纪，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雅典生产力提高，手工业发展商业贸易繁荣，一个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开始形成壮大，雅典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而梭伦改革可以说不只是雅典城邦的一次重大变革，其影响力在整个古希腊历史上几乎都是空前绝后，为雅典城邦开辟了繁荣富强之路。
彼时战神山议事会是整个雅典的权力中心。借助该机构，贵族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握在手中。雅典农民在梭伦改革前，生存的境况相当艰难，如若还不上财主的债务，土地上就会被债主立下债务碑石，从而陷入“六一农”的苦逼境地，辛苦劳作之后拿到的只有1/6的收成，其它的全部归于财主之手。
如果收成无法抵消利息，欠债的农户一家会在一年后被财主当成奴隶贩卖。而且雅典在此之前一直执行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在该法中对于懒惰、偷窃水果等行为全部要施以死刑。因此，人们称其是用血书写的一部刑法，而非墨水所写。梭伦也是在城邦贵族和平民斗争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当选为首席执政官，授权予以改革。
梭伦当选后直接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缓和矛盾以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止是穷，而且还背负着富人大量的债务，按照契约无法如期归还只能变为“债务奴隶”，迫于无奈一些穷人走向逃亡之路，从而引发了沸腾的民怨。陷入绝境的穷人，想要瓜分和夺取富人的财富与土地，掌握着大部分财富的富人却不愿放松丝毫，甚至有一些贪婪无状、傲慢骄奢。
冲突一触即发，然而内战的爆发极有可能导致城邦全面倾覆。基于此，梭伦颁布解负令，禁止抵押人身借债的行为，并将以人身做抵押的债务全部废除，取消把欠债平民贩卖为奴的制度。因欠债而流落到异邦为奴的人有国家出钱赎回，同时取消了“六一汉”制度，并规定个人所能占有土地的最大限额。
2、奴隶制的经济合理性
世界上的万物都存在着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生命中，灵魂是统治的，肉体自然是被统治的；在人类中，男人是统治的，女人自然是被统治的；天生之人，有宜于从事脑力劳动者，有宜于从事体力劳动者。宜于从事脑力劳动者，具有先知，自然是主人；宣于从事体力劳动者，自然就成为奴隶。在讨论到奴隶制度时，他承认有人认为这种制度仅仅是人为的社会习俗，是违背自然的，因而是不合理的。但随之他反对这种意见，并给出了自己的论证。主人可以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训练心灵预见未来，而奴隶能够通过身体劳动使得这种预见得以实现。
如果一个人要进行推理，不能把握推理本身某种近乎诡异的细微差别，却把它理解为别的什么东西，那么他天生就是做奴隶的，要在经济活动中自然服从主人的分配。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分工是自然的促成，具有经济合理性，那么主人和奴隶之间就结合成经济利益的共同体。
三、古希腊经济伦理思想
1、奴隶主阶层
古希腊一直认同“哲学是闲暇人所从事的活动”这一认识。而“闲暇人”毋庸置疑地指的是奴隶主阶层，因此，古希腊经济伦理思想也摆脱不了其时代的烙印。古希腊思想家大都衣食无忧，他们认同的“人”也仅仅局限于奴隶主阶级或城邦自由民阶层：奴隶不仅隶属于奴隶主阶级或者城邦，更是被排斥在“人一的概念之外，奴隶往往被视为像牛羊骡马和镰刀斧头一样的“工具。即使在古希腊思想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奴隶也仅仅升格为“会说话的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和德性主义是属于奴隶主阶级和城邦自由民的；奴隶不仅不归属于“人，而且更不可能具有理性和德性。
2、蓄奴与崛起的贵族
在部落与氏族时代可能己经出现某种类型的公共奴隶。这种公共奴隶的存在，对部落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奴隶是区分属于部落共同体还是不属于部落共同体的一个明确标志。当然，私人大家庭的崛起使奴隶更多地与崛起的贵族相联系。
城邦或国家的兴起与上述背景联系在一起，私有制的存在打开了氏族或部落的一个缺口，而巴塞勒斯也确实需要某种保护他们私有财富(包括私人奴隶)的制度的存在。某种超越于氏族群体或部落及私人家庭的机构设置在改造原有的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奴隶及奴隶制度被带入新的共同体中，并在不同层面上得到扩展。
从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看，农民家庭已经有了蓄奴现象，蓄奴是普遍现象了。到城邦的繁荣阶段，平均每个农民都有四个奴隶，奴隶不仅大规模为私人所有，也大规模地为国家所有。在英雄时代就已经概念化的奴隶—动产—成为城邦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公民身份与资格的对立面，公民的身份与资格完全通过作为动产的奴隶的存在体现出来。
结语：
古希腊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穿越时空,香飘四海,艳动五洲的同时,它也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即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古典奴隶制度的辅助，民主政治很难达到其辉煌的高度。奴隶制不等于落后，在当时的雅典来说，奴隶制是与民主制的兴衰相伴的，在当时的社会下，奴隶制对社会发展存在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古希腊史》
《希腊城邦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