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张新刚著，浦睿文化丨湖南人民出版社年3月版。关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学界已经有很多的解读视角，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的、历史的、叙事学的等等，每种进路都有非常杰出的研究。但有一个角度，已有的研究似乎着墨不多，就是代际视角。在修昔底德撰述的整个战争进程中，我们会发现雅典不同世代的政治家和民众的表现既有连续性，更体现出差异性。之所以强调代际的观察视角，是因为不同代际的雅典政治家和民众所表现出的不同，并非个体的、偶然的，而是他们不同的成长环境，以及对雅典和希腊世界的不同认知造成的。代际的分析视角也可以从当代学术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可以说，代际议题在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中是个经典议题。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年的经典文章《代际问题》（DasProblemderGenerationen）开启了社会科学领域内蔚为大观的代际研究。借用曼海姆的话来说，同一代际的个体是在参与了他们那一时代的独特社会和智识潮流时、主动或被动地体验到构成其新环境的力量之间的互动时，联合成现实世代。将这一理解放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及修昔底德的文本中，我们或许能够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有更加立体和丰富的理解。雅典帝国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进入代际议题之前，简短地介绍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简单来说，这场战争是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在希腊世界内部发生的，以雅典为首的雅典帝国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为期27年的战争。修昔底德的作品是我们今天了解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但需要说明的是，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进程的正式撰述只写到公元前年，最后那部分他没有写（或者没有写完）。从书中的几处表述可知，修昔底德明确地知道战争结束在公元前年。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大致上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是早期的希腊，从远古希腊到战争之前，重点是希波战争后雅典的崛起过程。再就是双方第一阶段为期十年的战争，史称阿基达姆斯战争（公元前—前年）。第二部分是尼基阿斯和平，这一阶段以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告终（公元前—前年）。第三部分，也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包括雅典在公元前年远征西西里以及失败之后整个爱琴海区域的局势，还包括雅典自身政体的调整。修昔底德在全书最后一卷中详细记述了雅典从民主制转变为四百人寡头制，再调整为五千人政体的过程。具体到代际视角，一个最直接的线索是伯里克利著名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战争第一年过后，雅典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在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演说。这场演说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关于雅典民主制的颂词，我们通常称之为“民主颂”，除此之外还有一段“帝国颂”。代际议题出现在民主颂之前，伯里克利首先说明他演说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我要从我们的先辈说起，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在这样的场合，首先被颂扬的荣誉也理应属于他们。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世代传承，未曾中断；到了今日，赖其英勇，这块土地以其自由之身交到了我们手中。先辈们固然值得颂扬，我们的父辈更值得颂扬。先辈就是雅典更古老的历代先祖，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先辈留下了一个自由的雅典，但伯里克利说，父辈更值得颂扬。伯里克利口中的“我们的父辈”是哪些人呢？伯里克利出生于大约公元前年，雅典男性公民结婚的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那么伯里克利一代人的父辈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在伯里克利5岁的时候，他的父辈在马拉松击败了来犯的波斯军队。15年后，波斯大王薛西斯率大军攻打希腊，后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败北，波斯陆军又在普拉提亚陆战后彻底被击溃。总体来看，伯里克利一代人的父辈是参与希波战争的雅典战士主体，他们捍卫了雅典以及希腊世界的自由。但在伯里克利看来，父辈们的“功绩”另有所指：他们继承了前辈的土地，经过艰苦的努力，还获得了一个大帝国，并把她留给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人大部分现在已入不惑之年，在大多数方面加强了我们的帝国，并且为我们的城邦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其无论是在战争当中还是在和平当中都能自给自足。伯里克利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的父辈打赢了希波战争，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后还获得了一个大帝国，父辈把帝国留给了伯利克利一代。简单算一下，发表演说的这一年，伯里克利已经65岁了，所以他说他这一代大部分人都是中老年了。这一代人在大多数方面加强了帝国，并且为城邦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其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都能够自给自足。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一开始先回溯了历史，历史定位明显地区分出了三代人：先辈、父辈和自己这一代。紧接着他又说：关于军事业绩——我们获得的东西无不赖于此——无论是我们自己赢得的，还是我们父辈赢得的，无论是斗志昂扬地还击蛮族还是希腊人，我都不想长篇大论，因为这些大家耳熟能详。在颂扬牺牲者之前，我想阐明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则，它使我们达到现在的霸权，还有我们赖以强大的城邦体制（politeia）和民众品性（tropoi）。因为在目前的场合，对于这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外邦人，说说这些都不是不合适的，也是有益于诸位的。雅典作为一个城邦获得了自由，打赢了波斯，又建立了一个大帝国，雅典为什么能完成这些功绩？葬礼演说的主体部分民主颂和帝国颂就是在讨论背后的原因，伯里克利归结为城邦的体制，也就是政体（politeia）这个概念。在希腊语里，这个词可以指政体，也可以指人的生活方式。民众的品性（tropoi）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词，城邦政体塑造了民众的品性，这是雅典能够自由、壮大，能够成为帝国的核心原因。电影《特洛伊：陷落之城》（）剧照。从伯里克利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获得两个线索：一是雅典在前5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历史大事中成长壮大；二是雅典成长壮大背后的原因，伯里克利将之归于它的政体和民众品性。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我们去理解它的代际问题，最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伯里克利这里点出的民主与帝国的演变，公元前5世纪，雅典既经历了民主制度的逐步定型，同时也经历了帝国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这两点都在结构上实质性地塑造了雅典民众的品性。雅典民主制度真正的建立是在希波战争之后我们先来看雅典帝国的历程，这就要从希波战争谈起。通过希罗多德《历史》的最后几卷，我们可以得知，波斯大王薛西斯率大军沿着爱琴海的海岸绕了一圈来攻打希腊，特别是雅典。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提供了希腊联军一半以上的战船，击溃了波斯海军，薛西斯在这场海战之后就退回了亚洲。之后，在普拉提亚，最终的陆地战争爆发了，斯巴达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陆地上击败了波斯残余的陆军。最后波斯基本上退回到亚洲。但是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沿海的这些小岛上的城邦，特别害怕波斯卷土重来，希望希腊世界能够维系抗击波斯的联军。后来因为一系列的事情，斯巴达放弃了联军统帅的位置，雅典则因为在海战中的卓越贡献，承担起统帅的工作，重新组建了联盟，今天的历史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抗击波斯。在波斯的威胁消除之后，这个同盟就慢慢变成了雅典的帝国。这个联盟原来规定要在提洛岛上设立公共的金库，后来金库被伯里克利搬到了雅典的卫城，成了雅典的金库。我们今天知道，雅典在大酒神节上上演悲剧的时候，除了献祭之类的仪式，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把各个盟邦送来的金钱财宝在剧场上展示，以显示帝国的实力与伟大。希波战争在雅典崛起成为一个帝国的进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雅典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从一个城邦变成帝国的盟主。修昔底德记载，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力主修建了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墙。在古代，修城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这意味着城邦有明确的战略想法，因为古代没有火炮，攻城非常困难。雅典主要是靠海上的补给，修了城墙，其实是加固了自身的防卫体系。因为地米斯托克利的计谋，斯巴达没有对此进行有效的干涉。今天去雅典仍然能看到城墙的部分遗迹，还能看出因为建得匆忙，雅典人把所有能用的材料全部堆起来了。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伯里克利让住在乡下的雅典人都搬到城墙内居住。这是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城邦自身的一些活动，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提洛同盟的活动。提洛同盟的成员基本分布在爱琴海四周，这些地区离波斯最近，非常害怕波斯卷土重来。但提洛同盟和波斯打了几次以后，并未取得压倒性胜利，到公元前年，雅典还和波斯签订了和约。雅典创立同盟的初心是抗击波斯，但是一旦开始运转，哪怕波斯威胁不复存在，雅典也不想放弃这么一个同盟了。同盟中有城邦想脱离雅典帝国和同盟，雅典就会带着其他盟邦的舰船和军队去镇压反叛，提洛同盟彻底成为雅典帝国。雅典享受着同盟的供养，盟邦要向雅典缴纳金钱或者提供军队。帝国也实质性地推动了雅典城内政体的演变。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政体的日益民主化。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体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梭伦改革，当时雅典陷入了贫富争斗，梭伦在诗歌中称当时的城邦是dysnomia，即坏秩序，他的目标是恢复城邦秩序，梭伦并不认为自己在雅典建立的是民主制度，他所建立的是eunomia，即良好秩序。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驱逐了僭主家族，克里斯提尼通过改革把阿提卡地区统一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且将民众纳入到城邦政治秩序中来，他所建立的秩序是一个“平等的秩序”（isonomia），也不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真正的建立是在希波战争之后，因为希波战争期间，雅典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变化。当时阿提卡地区发现了银矿，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不能把银矿的钱简单地平分给所有的雅典人，而要把这些钱用于建造三列桨战舰以备战。雅典南部的岛邦埃吉那和雅典不对付，还经常和波斯有联系，所以雅典人一直对埃吉那有戒备。地米斯托克利力主发展海军，在后来的希波战争中，雅典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提供了整个希腊联军一半以上的战舰。雅典由原来的重装步兵城邦变成了以海军为主的城邦，大量中下层的公民可以参军划船，成为战士。海军的发展使得中下层开始崛起，这在雅典政体的发展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公元前年前后，有一些文献将这些海军参与的政体称为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理解为穷人统治。这时候，雅典帝国也逐步成型，帝国的资源也被政治家用来支持民主政体的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民主制度经历几次大的变化到了伯里克利和客蒙斗争的时候，局势就非常明显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普鲁塔克的《客蒙传》和《伯里克利传》的记述，可以知道当时客蒙很有钱，经常把自己的钱分给大家来获得政治支持，而伯里克利没有钱，怎么办？他就想方设法把城邦的钱分给大家，比方说当时的雅典公民去参加陪审法庭可以领津贴，伯里克利还用帝国收上来的钱，通过军饷的方式，把年轻人或者是中下层的人送到船上，出海训练，他通过这些方式把城邦的帝国收入转移到民众的手里，以此获得民众的政治支持。雅典在希波战争时候是平等的秩序，甚至在希波战争之后，还有一个非常强的，由贵族主导的战神山议事会。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埃菲阿尔特解除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雅典政体最终定型为民主制度。所以雅典人较为明确地将自身政体认知为民主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事情。根据英国古典学家哈里斯（EdwardHarris）的研究，民主制度这一政体话语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事情，特别是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密切相关。总体来看，雅典的政体在公元前5世纪，从早期特别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逐步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又有几次大的变化，伯里克利时期是民主制，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又有寡头制的革命以及民主制的复归，在战争的最后，雅典还经历了三十僭主阶段。柏拉图年轻的时候就见证了三十僭主阶段，甚至还参与其中，后来退出。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又经过一次保守化的调整，设立立法委员会，后来基本上稳定下来。在公元前5世纪，伴随着雅典帝国从兴起到衰落，雅典的政体也以民主为轴有着非常大的演变：对外是一个帝国从无到有，从有到衰落的过程；内部的民主制度从“平等的秩序”开始向极端民主化发展，最后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外部和内部两个进程并行缠绕，塑造了雅典不同代际的人的基本际遇和品行特征。我们想要强调的是，雅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它的变化特别大。雅典人身处内外大变革的时代，对城邦的理解和对希腊世界的理解有延续性，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代际间的差异，这将直接影响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战略选择。交代了以上背景后，我们可以配合着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事记来尝试对雅典的代际做大致的划分：前年，第一次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前—年，第二次希波战争前年，提洛同盟成立前年，埃菲阿尔特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制度最终成型前年，雅典和波斯签订了和平条约，标志着提洛同盟历史使命的结束前年，提洛同盟的公共金库从提洛岛搬到雅典；修昔底德出生前年，阿尔喀比亚德出生前年，雅典和斯巴达签订30年和平条约前年，斯巴达决定开战前年，战争开始，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一年之后死于瘟疫前年，柏拉图出生前年，尼基阿斯和平达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前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年，雅典政体变更：四百人寡头政体与五千人政体前年，雅典战败，城内建立三十僭政，一年后城内大赦，恢复民主制度第一代人可以称为“马拉松一代”，就是参加并经历马拉松战役以及在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希波战争这一代人。当时的雅典处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平等的政体”或者“平等的秩序”中。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开始崛起，在此之前雅典并不稳定，它的北部有忒拜虎视眈眈，南部有埃吉那，希腊之外还有波斯，形势非常不安定。战争期间，卫城两次被烧，雅典人登上舰船，跑到了萨拉米斯，所以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话：“雅典人在哪儿，我们的城邦就在哪儿。”这句话听起来非常鼓舞人心，但其背景是雅典城被波斯人占领。当时雅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他作为统帅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雅典能够成为帝国的幕后推手之一。但地米斯托克利后来被雅典流放，死在波斯。修昔底德在第一卷里也提到过地米斯托克利，这一代人在后来雅典的历史记忆中是追求自由、英勇反抗外敌入侵的一代人，富有公共精神，特别爱城邦。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剧作中经常说现在的人太堕落了。他的剧作《马蜂》讽刺那些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跑到陪审法庭去占位置要当陪审员的老头。他们像一群马蜂，去陪审法庭并不是为了主持正义，而仅仅是为了领城邦的一份工资。在另外的剧作中，阿里斯托芬通过角色提到，雅典的马拉松一代人不会为了领钱来参加城邦的公共事务，大家都是自备干粮，带着一点橄榄和面包就来到法庭，在公民大会上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那一代人是由公共精神支配的一代人，他们热爱城邦而非贪图城邦给的蝇头小利。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后代的人总会描绘一个比较美好的古代，都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逻辑，但是马拉松和希波战争的确塑造了雅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代人，他们完成了恢弘壮举，打赢了波斯，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兴一代”见证了雅典帝国最兴盛的时期“中兴一代”活跃的年代里，民主制度开始定型，提洛同盟也从抗击波斯的同盟逐步转变为帝国。这一代先是客蒙，到后来是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前面提到过，伯里克利在公元前年左右出生，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成为雅典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再到公元前年，斯巴达和雅典就开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兴一代在希波战争前后出生，他们见证了雅典帝国最兴盛的时期，并且是民主制度成型以及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和帝国形成交融的一个时期。“年轻一代”这个称呼来自修昔底德书中，这一代人中最有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在公元前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将军。他出生于公元前年，小的时候生活在伯里克利家，可以认为他是伯里克利的孩子一辈。这一代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特别是伯里克利死后，成长为挑大梁的一代人。在战争后期，特别是西西里远征的时候，修昔底德特别提到这代人的表现。年轻一代出生时，雅典就是一个民主帝国，当时伯里克利意气风发，帝国蒸蒸日上，他们从小就目睹帝国的繁荣。那时的雅典是整个希腊世界最辉煌的城邦，有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卫城上正在兴建大型神庙和建筑。这一代人野心勃勃，特别想建功立业。电影《特洛伊：陷落之城》（）剧照。再往后一代可以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代”（简称“伯战一代”），修昔底德的书中提到了这一代人。他们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出生的，比如柏拉图。这一代人出生时，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仗，他们小的时候经历了为期5年的瘟疫。瘟疫和战争死了很多人，他们还经历了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最后看到了整场战争的失败。战争失败之后，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说：我年轻的时候，战争失败，城邦中三十僭主当政，我也想参与政治，后来发现他们都非常腐化堕落，我就退出了。柏拉图说：这让我有一个觉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政体，无一例外都是败坏的，且无药可救，只有一条路，就是哲学家当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我们会看到这四代人生活的环境、经历以及心气是不一样的：地米斯托克利是希波战争主导下的一代；伯里克利是希波战争开始前后出生，把雅典打造成民主帝国的一代；阿尔喀比亚德是在伯里克利的民主帝国开始兴盛的时候成长的一代；再往下一代，就经历了雅典的衰落，不管帝国还是民主制度都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把雅典人大致分成这四代，再回来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能够理解他的很多线索以及当时雅典人的一些表现了。战争开始的情形就与代际议题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尤以近些年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而备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