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纪中期，雅典仍像普通的希腊国家一样实行君主制，但是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战神山议事会逐渐剥夺了国王的权利，开始了贵族政治时代，随着社会财富逐渐集中，经济社会的变革和矛盾直接推动了雅典民主化的进程。
雅典是一个贸易发达的城邦，经济上，雅典不同于传统农业城邦斯巴达，发达的海运和贸易促使传统农业生产受到新兴农业经济的冲击，作为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城邦，随着葡萄和橄榄种植技术的引进，葡萄和橄榄的种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和土地，只有有一定实力的中等阶级才能在新兴农业经济中转型成功。本来就挣扎在温饱水平的贫农，在新经济作物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举债，抵押土地甚至以人身作为举债的抵押，大量失地农民沦为奴隶，土地兼并和奴隶问题突出。与之相比，城邦中中等阶级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贫民的危机中继续兼并土地维持种植园的发展，种植园又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积累。当土地矛盾激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农民沦为奴隶以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之增加，社会激荡的时候，城邦民众开始对统治者极度不满开始期待变革。
在此等背景下，中等阶层抓住机遇，利用普通民众对社会的不安来反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公元前年，在日益加剧的危机下，雅典的各派政治力量一致推荐梭伦作为执政官，并赋予梭伦政治改革的权力。梭伦本身就是贵族，早年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深刻体会了雅典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和弊端，他反对贵族专权，对平民怀有有同情之心。面对矛盾激烈的雅典城邦，梭伦进行了从政治到经济的一系列改革从而奠定了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
在政治上，中等阶级经济实力的崛起，要求得到被贵族垄断的政治权利，梭伦改革建立了新的议事机构，新机构不再以出身作为资格，而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入场券。不同收入的雅典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排除贵族出身对政治权利的垄断，让公民都有机会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一个人可能有机会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实力，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这一举措对雅典城邦的普通民众来讲无疑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
司法层面，梭伦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法庭作为城邦最高司法裁判机关，陪审员从所有等级公民中抽签产生，是现代西方陪审制度的雏形。新的审判机构搭配新的法典，新法典取代了德拉古法典中不人道的酷刑，赋予任何公民都上诉的权利。司法改革扩大了公民参与司法裁决的权利，打破了贵族对司法权力的垄断，新法典体现的人道主义也有助于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
在经济层面上，为了保护平民，又要迎合中等阶层的财富积累的需求，梭伦改革废除现存的抵押契约，免除了现有债务，废除了以人身作为抵押的借债，限制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的数量。梭伦改革承认私人财产的继承自由，保护中等阶级现有的财富不被愤怒的贫民平分，不被专权的贵族侵占。鼓励对贸易，限制粮食出口，稳定和繁荣了雅典的经济局势，为雅典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奠定经济基础。
梭伦改革是在雅典危机时刻的改革，改革除了民主的创新和进步以外，却无带有对贵族统治的妥协，由于贵族在改革中丧失了特权，崛起的中等阶层也不满足在改革中获得的微弱权力，雅典社会矛盾继续激化。动荡和混乱，让君主的野心得以实现，人们在动荡和毁灭中期望稳定的生活，公元前年，雅典产生了第一位僭主西特拉图。将人生而应得权利寄托圣明的君主的恩赐并不是明智的选择，雅典的进程已经给予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