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希腊半岛上有两次非常著名的战争，一次是希波战争，一次是伯罗奔尼撒是战争，但是两次战争对于希腊半岛上的国家的影响值得仔细分析。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等国家的繁荣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并没有带动城邦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过渡。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等国家经济衰退但是也没有发生僭主政治，另一方面斯巴达等国家胜利了由于战争获得巨额财富，虽然城邦内爆发了一些奴隶起义，但仍然没有向帝国主义国家转化的趋势。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虽斯巴达取得了胜利，却削弱了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力量
希腊城邦经过数世纪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各主要城邦的经济都达到了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雅典最为突出。
公元前年以后，雅典人巧妙地利用他们在反波斯军事同盟中的领导地位，牢固地控制了爱琴海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一跃成为希腊世界国力最强的城邦。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雅典能够支付庞大军费和行政开支，同时还可出巨资大兴土木。
与此同时,其他城邦的经济亦普遍有所增长。在斯巴达，帖撒利亚等盛行黑劳士制度的地区增长速度略缓，但它们大都处于本邦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毫无疑义，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战争虽使个别城邦如斯巴达的物质财富一度有所增加，但是绝大多数参战国因此而造成严重的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就雅典而言，战争使它积累多年的巨额金钱消耗一空,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劳里昂银矿荒废，工商业败落，国民收入锐减；随着雅典帝国的瓦解，雅典人所控制的领土范围骤然缩小，属民人口大减,国势一落千丈。
这场战争波及整个希腊世界，且规模大、时间长，尤其是各交战国皆频出重兵蹂躏对方的田园，使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不能不极大地阻滞战后各邦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从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史的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对参战诸邦经济发展主要是起了消极作用的。
在战争中获胜的斯巴达人，掠取了大量金银财富，控制了许多战败国,一度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斯巴达并未因大量金银财富的涌入而使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库充裕、武力强盛，反而因此加剧了“平等者公社”的分化和瓦解，削弱了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力量。
前4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接连为底比斯联军所败。而美塞尼亚人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斯巴达人的奴役。从此，斯巴达不仅丧失了一切海外利益，连本土的疆域和奴隶人数亦减少过半，半数以上的公民势必因此而破产。
“斯巴达取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开疆拓土,正要经营新版图时,他们又突然衰弛了。”——亚里士多德
在公元前4世纪，无论哪个城邦都未达到或超过极盛时期雅典的经济水平，除雅典等极少数城邦经济呈缓慢回升态势以外，其他城邦大都是停滞不前或每况愈下的。即使是雅典，奴隶人数也大大少于伯里克利时代。因此，从总体上看，希腊经济的鼎盛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4世纪进入相对低落期。
二、公元前4世纪希腊半岛各地斗争日益激烈，但是国家规模却逐渐减少，城邦内部矛盾的激化与它向高一级的国家转化的趋势有着必然联系
在斯巴达，公元前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黑劳士大起义。斯巴达人及其盟军与起义者交战10年仍未分胜负。这次起义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古典时代希腊世界奴隶起义中是首屈一指的。这颇可说明当时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阶级对抗的激烈程度。
可是，在公元前4世纪，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并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公元前年，发生了一次未遂起义即所谓“基那敦起义的密谋”，尤其是公元前年斯巴达兵败留克特拉之后，许多庇里阿西人的城市和所有黑劳士都起义了。
这固然表明斯巴达社会矛盾仍相当尖锐，但问题是此后斯巴达的版图和黑劳士人数皆大为减少，所有担任战事的男子竟不足千人。公元前4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斯巴达与其鼎盛期相比，无疑是一个规模更小的国家。
再看雅典，公元前5世纪后期,随着原提洛同盟诸邦多已臣服于雅典，雅典国家版图急剧扩大，爱琴海已变成雅典的内海，国内的主要矛盾逐步转变为雅典人同广大被奴役者，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为摆脱雅典人的奴役,优卑亚，萨摩斯，米提列涅等地人民先后举兵反抗；西西里远征之后,开俄斯等众多属邦掀起暴动；阿提卡2万多奴隶趁机逃走，这足以说明雅典霸国境内阶级对抗之激烈。
不仅如此，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亚里士多德所说：
雅典历史上的11次政制变动，仅在前—年间就有4次；前年,有多富人在内讧中被杀，然而,在公元前—年间雅典社会一直是相当稳定的。在这里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属民、奴隶的暴动,也未发生奴隶集体逃亡事件,更未发生新的政制变动及公民集体内部的流血冲突和相互残杀。
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曾有过所谓“反马其顿派”与“亲马斯顿派”之间的争斗,但它充其量不过是公民集体内部的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的扩张使其领土大增,这是其国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伯里克利自豪地指出：
“雅典人在岛屿上和大陆上都拥有充足的土地,可以从那里输入一切所需。”
他的心目中，阿提卡的土地只是雅典全部领土的一小部分。这也正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采取“放弃乡村、入居城市”策略的基础。而这场大战的失败又使雅典重新成为一个小国寡民之邦。
在阿尔哥斯，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公元前年，这里发生了所谓“棍棒党”暴动，多名有钱有势的显贵公民被杀。问题是经过这场斗争，阿尔哥斯不仅未成长为一个领土更广阔、国力更强大的国家,反而国力日衰，一蹶不振。
可见，公元前4世纪希腊诸邦混战的结果，并未促成国家规模的扩大，而且一个城邦内部矛盾的激化与否，这与它向高一级的国家转化的客观趋势有着必然联系。
三、相较于全盛时期的各城邦，公民兵制度的衰落导致军队在力量上已逐渐衰弱，城邦国家机构的不到完善，导致希腊诸城邦最终不能成为专制主义帝国
城邦是一种早期奴隶制国家形式。奴隶制帝国则是古代奴隶制国家的最高形式，它的形成是奴隶制经济发展即国家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国家规模不断扩大和国家机构逐步强化的结果。一个国家对外扩张的成功，总是或多或少地加速这些条件的形成。国家机构的完善与强化，则是古代国家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要工具。公元前4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城邦的军事力量与其全盛时期相比，皆已大为削弱。斯巴达曾拥有近万名公民兵，此时已不足千人；一度崛起的底比斯经过10年征战，大批公民战死，兵源迅速趋于枯竭。
其时雅典经济状况在希腊诸邦中是最好的。然而,在“同盟战争”时期，维持一支名雇佣兵的费用，就使其财政左支右绌，以致战后民众法庭都不得不关闭。可是，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拥有一支约2万人的常备军；此后在其海军中服役的外籍雇佣军人数亦常保持在3万人左右。
自公元前5世纪末叶起希腊诸邦的公民兵制度渐趋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雇佣兵制度自然而然地随之兴起和发展，更不意味着军事力量随之增强。因为一个国家能否拥有强大的职业化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希腊绝大多数城邦生产停滞，谷物短缺、财政拮据、人口减少，根本不具备组建比昔日公民兵更强大的雇佣军的物质条件。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官员数目比伯里克利时代大为减少。
《雅典政制》：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本土及派往各属国的官员至少名，而一个世纪以后人数不超过名,减少3/4以上。这是雅典国家规模急剧缩小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4世纪希腊诸邦情况虽不尽相同，奴隶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并未空前激化；各主要城邦的国家机构不仅未日益完善和强化，反而日趋软弱甚至陷于瘫痪。
危机四伏的希腊城邦已失去昔日的活力，国家机器对内不能有效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镇压属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难以开疆拓土，攻城掠地。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发展成为更大规模国家的可能性和以掌握军权为背景的少数权贵左右政局来建立独裁统治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希腊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不能逐步过渡到专制主义帝国。
参考历史文献：
《政治学》
《雅典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