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文明仍以华夏为代表。当历史的滚滚车轮驶入战国时代后，大家终于不得不承认，旧的统治办法已经不管用了，必须对其加以修补、改造乃至彻底扬弃。当是时，各诸侯国有感于魏国因变法而强，遂纷纷改弦更张：公元前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公元前年，齐康公去世，奉邑入于田氏，姜姓吕氏从此退出统治齐国的历史舞台；在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行将结束的时候，刚刚继位的齐威王将拉开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变法大幕。
南方老牌诸侯楚国之吴起变法虽未竟全功，其势力却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楚肃王时期，谨慎用兵，休养生息，为后来楚威王、楚怀王的扩张打下了良好基础。韩国虽然土地面积较小，却地处战略要冲，特别是箭、弩等“军工”技术极为发达，在韩哀侯执政时期，攻灭郑国，迁都新郑，后又经韩昭侯时期的申不害变法，国力提升很快，是块硬骨头。赵国在这一时期表现不佳，尽管其祖上赵衰、赵盾功业显赫，在“三家分晋”中又获得了最大的地盘，但赵武侯、赵敬侯、赵成侯三代皆非雄主，故或跟从与魏国之“三晋一体”战略，或被魏国打到家门口而难以招架，地位不高。魏国此时由著名的“梁惠王”，即魏惠王执政，他虽然不像乃祖魏文侯般具有雄才大略，但仗着老本厚实，仍使魏国保持着天下霸主地位。至于燕国，长期默默无闻，虽然其政治中心在不断南移。
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在这个时代真正大放异彩的，是原本僻处西戎的秦国。秦国虽然在穆公时代也曾为中原霸主，但传至秦献公时期，已经极度衰微，内有“四代乱政”之余波，外又被魏国名将吴起打得尽失河西之地。
但俗话说穷则思变，正是在内忧外患之下，秦孝公痛下《求贤令》，希望延揽各国人才入秦，振兴穆公基业。公元前年，商鞅入秦，两大政治家经过两次试探后，终于一拍即合，在秦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使这一落后国家脱胎换骨，逐步成长为西方巨人。当然，这些事情，不但山东六国在当时完全没有预见，可能就连秦孝公与商鞅本人也不会想到，他们所即将推行的，将是怎样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至今，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
在思想界，当时最为大放异彩的无过于法家，毕竟这才是真正“富国强兵”的学问，但另一方面，此时的法家还仅有丰富实践而未能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代表多为官员或不择手段地追求入仕，主张“古不如今”，这就更为“厚古薄今”的“学术界”所不齿。就在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儒家“亚圣”孟子横空出世，为本已衰微的儒家续了命，使其重新成为世之显学。不过，此时思想界的斗争并未因之而有所缓解，反而因为局势进入战国时期而更加错综复杂起来，毕竟，思想是时代的先锋。
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整个西亚北非文明圈的头号强国仍然是波斯帝国，特别是在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希腊世界内战而成功按住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刺头后，更显如日中天。但历史再一次证明，当时人判断当时事往往是不准确的，波斯帝国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此时的古印度仍处于列国时代，但原本的霸主摩揭陀国却内乱频出：在黑阿育王（伽罗输迦）统治时期，印度各地佛教僧团为“十事非法”之争在吠舍离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二次结集，即七百比丘大会；对此，上座部文献说黑阿育王支持在辩论中失败的吠舍离比丘一方，而《大史》又说他在妹妹的劝告下转而支持了“正统”的一方。但无论如何，佛教在这次结集后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黑阿育王死后，幼龙王朝也崩溃了，他年幼的继承者们无力保住政权，王位被出身低贱的将领摩诃帕德摩·难陀篡夺，即后来的难陀王朝。
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古希腊世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世界元气大伤，而公元前年后，底比斯（忒拜）城邦起义，以民主方式重组同盟，公开反对斯巴达的统治，并先后在泰伊拉和留克特拉击败斯巴达。此后10年中，底比斯一直是希腊第一军事强国，其军队统帅伊巴密浓达和佩洛皮达斯还曾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但历史证明，底比斯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比他们更“武德充沛”的马其顿王国才是，特别是公元前年出生的亚历山大，他将以狂飙突进的姿态改变世界。在长期的战争时代中，思想界对古希腊现行制度的怀疑愈发滋长，如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就撰写了一部《理想国》来幻想“哲学王”的统治，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于后来威名赫赫的罗马共和国国，此时连首都罗马也保不住，还曾沦陷于高卢人之手，完全难以想象，它将在日后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
总而言之，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是一个老牌霸主已经准备谢幕而新兴力量正在崛起的时代，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帝国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古代文明中“帝国时代”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