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来说，若海军从海上发起攻击，就算攻击再猛烈，岸上受攻击的一方只要躲起来熬一阵子，总会等来进攻方的撤退。与之相反，从陆地发起攻击时，对方躲藏也好忍耐也罢，进攻方是不会轻易罢休的。换言之，对方只要不举手投降，进攻方就不会撤退。斯巴达军队出兵并不频繁且规模只有1万人左右，他们在希腊世界之所以能保持不怒自威的姿态，靠的就是陆军斩尽杀绝的攻击力。
这多少有点像现代战争的空中轰炸与陆上攻击的不同。为了弥补陆地战方面的不足，自客蒙以来，雅典一直将平原会战的主力重装步兵当作“海军陆战队”使用。不过像卡尔息底亚那样的地形，“海军陆战队”恐怕无用武之地。雅典面临的不利因素除了地形还有将军指挥作战的能力。雅典并不是每年都能出现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能攻坚克难的天才。
就这样，从夏到秋，雅典久攻不下。如果雅典从波提狄亚撤军，提洛同盟就有解体的危险，所以绝不能退兵。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认识到雅典誓不罢休，于是抛弃波提狄亚，再次与雅典接触，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国王态度的转变对局势完全没有影响，这足以证明马其顿在当时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偏僻王国。雅典攻城不下，斯巴达也左右为难。尽管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没有正式参战，但那些与雅典军作战的人再怎么说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
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的，首先是“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却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的科林斯人。同时，斯巴达的5位监察官也在背后煽风点火，对他们来说，做这种事实在易如反掌。以“吕库古‘宪法’守护人”自居的5位监察官是维护国家体制的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反雅典派。由此，反雅典的势头在斯巴达国内不断高涨。
14年前在斯巴达举行的泛希腊城邦会议上，斯巴达和雅典以“30年和平”之名达成了平分天下的协议，按理说这样的状态还应该持续16年。然而，就在和约达成14年后的公元前年，雅典和斯巴达都面临着和平还是战争的抉择。形势变成这样出乎科林斯人的预料，也不是斯巴达和雅典所希望的。正因为不想参与战争，两国才会在14年前缔结希腊史无前例的长达30年的停战协定。
如果严守协定，雅典军攻击的包括波提狄亚在内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无权干涉，因为上述地区在提洛同盟辖内。但是在那里与雅典人打仗的又是科林斯派去的名伯罗奔尼撒“ ”。不久，原本已够复杂的局势再添变数。或许是受到善战的波提狄亚的鼓舞，墨伽拉表示脱离提洛同盟，事态愈发错综复杂。
墨伽拉位于雅典首都阿提卡地区以西，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只隔着狭窄的海峡，它的西面与科林斯边境相接。不知是否受到科林斯的煽动，墨伽拉不仅宣布脱离提洛同盟，而且要求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对于邻国的这一举动，雅典迅速出手反击，禁止墨伽拉船只停靠比雷埃夫斯港，宣告与墨伽拉断绝贸易关系。雅典的决定等于给斯巴达监察官们的反雅典情绪火上浇油。他们声称雅典无权对自愿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墨伽拉做出如此不公的制裁。
不过，斯巴达内部还存在着以阿希达穆斯国王为首的不希望与雅典发生冲突的派系。结果，斯巴达的民意罕见地分成两派。发生类似情形时，斯巴达人通常会前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听取女祭司传达的神谕。在雅典，人们会因个人问题去神殿求神谕，但国家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而斯巴达人对待国事、家事都一样。向来言语含混不清，需要助理祭司翻译的女祭司，这一次的回答异常清晰：“如果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们全力以赴，他们将会取得胜利。
只要向阿波罗神祈祷，神会保佑伯罗奔尼撒人。”对这条神谕的真实性，不仅我们现代人，就连古希腊人都表示怀疑。且不说天神附体的女祭司是否可信，那些将女祭司意味不明的话翻译给祈求神谕者的助理祭司有不少都被人收买了。不过，斯巴达人比任何城邦的人都笃信著名的德尔斐神谕，想来不会染指收买之事，而科林斯人倒有这个可能。在斯巴达内部，谨慎派是有实力的。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是国王阿希达穆斯。这位20多岁即位、与伯里克利年龄仅相差1岁的国王，从开始治国便不断遭遇变故。
特大地震、希洛人造反接踵而来，最初的15年可谓历尽艰辛。雅典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后，这位斯巴达国王的生活也变得安稳起来。斯巴达国王肩负率军出征的职责，但阿希达穆斯几乎30年不曾奔赴战场。因为在此期间，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希腊强国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阿希达穆斯还以私人身份拜访了伯里克利位于雅典郊外的庄园。暌违30年，两大强国再次处于对峙的紧张状态，站在第一线的这两人，不知内心作何感想。
他们都是超级精英家庭出身。阿希达穆斯来自吕库古“宪法”之前便统治斯巴达的古老王族，伯里克利是梭伦改革前便已存在的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一员。他们在年纪上属于同辈。在两国关系变得紧张的公元前年之前，阿希达穆斯年纪轻轻就登上王位，做了32年的斯巴达国王；伯里克利在“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雅典，保持了长达29年的一人统治。
此外，这两个人的气质似乎也很接近。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介绍过他们两人的演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演说几乎不曾提及众神、神谕、命运等，反倒传达了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的信息。想到这些话出自年前的男人之口，不禁为他们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平衡能力惊叹不已。他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思想，应该是与常年位居高位的经验，以及由此蓄积的责任感有关吧。
不过，这两位也各自戴着束缚自己行动的“脚镣”。对伯里克利而言，他的“脚镣”是雅典的民意。在实施民主政体的国家执政，自然不能无视民意。但是民意有一种看近不看远的特质。伯里克利用近处的利益、肉眼看得见的实绩，以及动人的语言这强大的武器，成功掌控了民意。正因如此，他才能作为“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统治者，保持30年地位不变。
然而，当紧急状态发生时，普通民众多少会失去冷静变得冲动。在公元前年秋冬的雅典，伯里克利的“脚镣”变得沉重起来。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的“脚铐”是每年公民大会选出的5位监察官。这5位监察官负责的可不仅是把有先天缺陷的婴儿摔下悬崖，他们真正监管的是来自两个王族的两位国王。防止国王独断专权，是监察官们的首要任务。当初吕库古为斯巴达设计出这个独特的制度的确有其实际的意义。当时两个王族拥有强大的权势，5位监察官就是吕库古“宪法”的守护人。
也就是说，这是象征着牵制王权的斯巴达特有官职。自吕库古立法已经过去了年。在此期间，监察官的牵制也许充分发挥了作用，国王的权力逐渐弱化，只剩下率军打仗的权限。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担任议长的阿希达穆斯发表了针对雅典的谨慎派言论，一位监察官立刻做出了主战的反击。常年担任军队司令的人和任期只有一年的监察官的发言竟然具有同等地位，真是令人错愕。
如果涉及内政，外行人的意见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是涉及是否与雅典发生正面冲突的重大问题。更令国王头疼的是，如果自己被强权在握的监察官列入黑名单，哪怕贵为国王也同样会不得善终。普拉塔亚战役的英雄帕萨尼亚斯背负冤罪被迫自杀，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退兵撤军，因此被控收受贿赂，不得不退位，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雅典，被准许行使权力的是每年选出的10位将军，他们可以连任。在斯巴达，实际掌握权力的是每年选出的5位监察官，他们不得连任。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率军打仗的将军要自己承担风险，而以牵制王权为职责的监察官自身并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是吕库古“宪法”的守护人，不会受到惩罚。斯巴达的这种将国家命运托付给不承担风险之人的独特制度，逐渐暴露出其缺陷。
在斯巴达奉行的一国和平主义尚且可行的年代，虽然国王吞下了苦果，好在国家还能保持正常运作，但30年后，这种体制的魅力完全丧失。打败雅典成为唯一霸主的斯巴达，竟然失去了维持霸权的能力。用现代语言讲，斯巴达的国家体制缺少“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些问题要到30年后才会露出端倪。公元前年的冬天，极力主张与雅典展开军事对决的监察官给希望避免战争的阿希达穆斯国王带来巨大压力，等于给他套上了一副比以往更沉重的脚镣。
所幸斯巴达公民大会最终接受了国王的建议，为避免战争决定和雅典交涉。不过，这份经监察官之手写给雅典的“回避案”，内容像是预见到雅典会断然拒绝。斯巴达人要求雅典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包围即刻撤军，这形同要求解散提洛同盟，自然激起了雅典民众的怒火。斯巴达与雅典之间这种你来我往掷球般的交涉，给其他国家留下了两国处于僵持状态的印象。
结语
大国处于僵持状态很危险，弱小国家会趁机突然采取行动。公元前年初，雅典北部城邦底比斯（Thebae，又译忒拜）率先采取行动，这又是一起始于边陲的事件。不过这次事件未能像以往一样简单收场。它成为决定希腊世界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