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书籍秘史》，作者：[西班牙]伊莲内·巴列霍，译者：李静，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年4月。
没钱的作家，有钱的读者
在古罗马，能否弄到书主要看人脉。古人对知识界形成了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完全基于谁认识谁。
古代文学从未建立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图书产业和图书市场，图书流通全靠朋友加抄写员。在私人藏书馆时代，有钱人想要古书会先跟朋友借——如果哪个朋友有，再让人抄一本，有时找家奴抄，有时在作坊里找个愿意接活的抄写员抄。他们若想要新书，就得等人赠送。当年没有出版社，作者写完一本书会找人抄若干份，四处赠送。因此新书是否受欢迎全靠朋友圈的广度和知名度，取决于有多少同行和客户愿意出于情分或承诺去读。据说，有一位名叫雷古洛的演说家家境殷实，他写了一本有关已故儿子的书，写得狗屁不通。老普林尼恶毒地评论道：这更像孩子写的，不像写孩子的。雷古洛命人抄了一千份，赠给全意大利各省熟人。此外，他还跟古罗马军团的好几个十人长联系，由他出钱找声音好的士兵，在帝国不同地区组织作品公开朗诵会——相当于图书推介会。推荐、传播文学作品的任务全都落在作者身上——如果财力允许的话，如雷古洛——或贵族赞助人身上，因为作者常常是个困顿的外乡人。
当然，会有人想读新出版的书，但他不认识作者本人，因此不在赠书名单上。遇到这种情况，他便只能向圈内人求助，借书来抄一本。一旦作者将新作“分发”出去，书就成了公版书，谁都能拿去再抄一本。拉丁语动词edere被我们译为“编辑”，其实它的意思更接近于“捐赠”或“抛弃”，意味着任书自生自灭。那时压根不存在类似知识产权或版权的东西。在图书推广链上，只有抄写员（不是家奴）会按行数收取报酬，类似于今天我们去复印时按张收费。
古罗马时期莎草纸上的文字。
英国伟大的文人约翰逊博士说过：谁写书都是为了赚钱，只有傻瓜除外。我们不知道古代作家的脑袋瓜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但他们所有人从一开始就明白，靠卖书一分钱都赚不到。1世纪，幽默作家马提亚尔埋怨道：“我的书只能靠免费讨人喜欢。”这位比尔比里斯人来到罗马后便亲身体验到文学这行不赚钱，连成功的作家也未能幸免。他说，有一次，一个不认识的大富翁在街上看见他，盯着他，用手指着他，就像今天追着名人自拍合照的那些人，说：“你不是……？没错，你就是那个说笑、使坏，写的书人人都读过的马提亚尔。”紧接着他又问：“你怎么穿这么破破烂烂的大衣？”“因为我是个蹩脚作家。”马提亚尔回答道，其言外之意首开阿拉贡式反讽之先河。
像西塞罗那样，将自己的演讲稿和散文抄那么多份的人到底图什么？是出于政治野心，期望更有名，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也是出于私心，试图打造公众形象，确保朋友和敌人了解自己取得的成就。他们跟贫寒才子的资助者差不多，图的无非是荣耀、显摆和恭维。对某些人来说，书首先可以确立或巩固声望。文学作品自由流通，作者自愿以赠送或借阅的方式，将作品传递到感兴趣的人手中，以此圈出一小群文化精英，一个有钱人自组的小圈子。这些人愿意接纳并庇护出生低微、才华横溢的自由民或奴隶。如果受到冷遇，没有身居高位的朋友，读者也好，作者也罢，都会无法生存。
古罗马文学始于外国人、奴隶，后来渐渐出了几个本土作家，但他们只写关于历史、战争、法律、农业或道德等宏大主题的散文。西塞罗和恺撒是古罗马共和国第一代作家中两个最著名的显贵。相对于从古希腊领土带回来的奴隶诗人，他们是就严肃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古罗马公民。当时不允许外国人写有关古罗马法律或传统的作品，好出身的古罗马公民如果花时间去写诗，也会被视为不成体统。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元首要是去写流行歌曲的歌词，许多人也会觉得离谱一样。
西塞罗雕像。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种文学同时存在，各自发展。一方面，古希腊奴隶或获释奴隶写诗，去取悦庇护他们的有文化的贵族；另一方面，受人敬重的古罗马公民中的文学爱好者写散文。“诗歌的地位并不尊贵，要是有人去写诗，大家会喊他叫花子。”老加图写道。从那时起，从卡拉瓦乔到凡·高，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热内，杂耍艺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始终地位低下。
拥有合法权益的古罗马公民如果愿意，是可以从事文学和艺术活动的，条件是偶尔为之，尤其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相反，对富贵人家来说，以文字为生并不体面。知识只要跟盈利沾上边，立刻就成了有损声名的坏事。前文提到，哪怕是需要大量学识的纯智力型行当，如建筑、医学或教育，都是下等人在做。古代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奴隶或获释奴隶，工作低贱，被人瞧不起。“他出身不好。”塔西佗这么说一个刚开始从事教师这种低贱行业的外国人。贵族们尊重知识和文化，但鄙视教书。悖论在于：学很高尚，教就不高尚了。
没想到在伟大的数字革命时代，文化只是爱好者的消遣这一古老思想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老调开始重弹，说什么如果作家、剧作家、音乐家、演员、电影人想养活自己，应该去找份正经工作。艺术这玩意，闲暇时搞搞就好。在新自由主义的新框架和网络世界里，居然跟贵族和奴隶生活的古罗马一样，要求人们无偿地提供创造性工作。
古罗马的女性可以读书习字吗？
当文化开始在财力雄厚的上层社会扎根时，藏书者中出现了女性。通过西塞罗书信，我们认识了卡莱莉亚（Caerellia）。她酷爱读书，拥有私人哲学藏书馆。这位贵妇用了某种手段——也许是贿赂——弄到了西塞罗《论至善与至恶》的抄本。当时，此书还未正式流通。西塞罗气愤之余，讽刺地写道：“毫无疑问，卡莱莉亚对哲学兴趣甚浓。”
这位迫不及待的女读者不是特例。在古罗马上层社会家庭，有学问的女性很常见。公元前2世纪，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涅莉亚亲自指导儿子们学习，为他们挑选最合适的老师。此外，她还主办了几场文学聚会，当年的政治家和作家济济一堂，堪称斯塔尔夫人法国文学沙龙的前奏。塞薇利娅是后来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的母亲，喜欢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西塞罗说女儿图利娅非常博学。庞培的几任妻子——不是同时娶的——中的一位非常热爱文学、地理和里拉琴音乐，还跟卡莱莉亚一样“乐意参加哲学讨论”。
罗马贵族往往会让女儿接受教育，他们通常的做法不是将女儿送去学校，而是请家庭教师来家里教以时时监看，保证女孩的贞洁。古人总是担心贵族家庭的孩子上街会遇到危险。在猥亵儿童盛行的时代，怎么提防都不为过。因此，他们会专门派一名家奴，每天接送小少爷上学和放学。他们被称为paedagogus，今意是“教育家”，原意只是“护送陪伴孩子的人”。不过，关在家里也有危险。公元前1世纪，名师昆提斯·凯基利乌斯·埃皮罗塔给主人家的女儿上课，师生关系暧昧，招来无数流言蜚语。这位生性放荡的获释奴隶最终被流放。
知识的最高几级台阶是女性的禁区——高等教育只对男性开放。女性也不允许像男性那样去雅典或罗德岛学习一年，这相当于当年的伊拉斯谟奖学金项目。好人家的女儿不上修辞课，不去希腊进修语言，不去雅典卫城旅游，也不远离父母，品尝自由的味道。家中兄弟在欣赏希腊雕像、享受希腊爱情时，少女们正忙着找丈夫，她们会早早地被嫁给成熟男子。古人认为：婚姻之于女性，就像战争之于男性，符合各自真正的本性。
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找到了有关让女子学文化之利弊的热烈讨论，夜生活在这场争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古希腊男人习惯把女人留在家里，独自去赴晚宴，花钱让高级妓女伺候着，直到天明。相反，古罗马女性可以走出家门，去赴晚宴。对丈夫而言，妻子能与其他赴宴者展开智慧的交谈，这点非常重要。因此，在古罗马贵族家庭，不乏对自己的学识、机智和谈吐感到自豪的女性。
我们在尤维纳利斯的诗里找到了对文化女性的辛辣讽刺。1世纪末，这位喜剧诗人自称出于愤怒开始写诗。这位反动保守的幽默作家十分怀念过去，所以很爱发牢骚。能有这么多其作品《讽刺诗》的中世纪手稿保存下来绝非偶然。诗中对人性堕落的控诉无人能出其右。教士们看了这些诗作满心欢喜，因为它们是布道规劝时无与伦比的好素材。他在其中一首诗里提醒男人婚后会有种种磨难，并列出了女人的种种“恶行”：沉迷于角斗士、跟脏兮兮的外国人出轨——“你会有个埃塞俄比亚儿子，很快，一位黑人继承者会来争你的遗产，大白天的，你都看不见他的人”、大手大脚乱花钱、残忍地对待奴隶、迷信、不要脸、坏脾气、好嫉妒……以及有文化（晚上刚开饭，女人就开始引用维吉尔，拿他跟荷马一较高低，真是烦得要命。大师们退避，教师们败走，律师也好，报子也好，所有人都噤口不言。我厌恶那些自以为博学的女人，她们对语法烂熟于心，说话遵守各种语言规则。她们喜欢的诗我都没听过，她们还爱给没文化的女性朋友纠正表达错误，哪个丈夫会关心那些错？）。
讽刺诗对女人如此恶意满满，专家不禁困惑：尤维纳利斯究竟是保守派的传声筒，还是故意在用最极端的论调讥讽嘲笑他们？他是说正经的，还是在开玩笑？隔了二十个世纪，我们基本不可能判断出来。不管怎样，如果嘲笑的背后没有一丁点真实的影子，他的幽默也不会广受欢迎。毫无疑问，公元后，阅读的乐趣已经在许多古罗马女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有些女人深爱语言和文学，甚至让她们的丈夫相形见绌。贵族家庭里首次出现了有文化的母女共同阅读、互相交谈的场面。她们能自由自在地读书，知道如何使用文字“如神或钻石般”坚不可摧的力量。
伊莲内·巴列霍（IreneVallejo），《书籍秘史》作者。年生于西班牙萨拉戈萨，自小因迷恋希腊与罗马神话而研读古典语言学，后取得萨拉戈萨大学及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曾获研究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多年来兼顾讲学、研究和写作，也为报纸杂志撰写专栏。著有数本小说、散文和童书。
求知路上的暴力和血腥
我们以为，血腥美学和对极端暴力的痴迷是现代的新鲜事物，但其实早在古罗马，它们就有了追随者。古希腊神话记载了一系列暴行——强暴、抠眼珠、让秃鹫啄食人的内脏、活剥人皮。但暴行中登峰造极的无疑是那些基督教殉道者的故事，里头仔仔细细地描述了各种酷刑、分尸、肢解、流血，大量的血。
其中一位最恐怖变态的虐待狂诞生于4世纪中叶的伊斯帕尼亚，恐怕就在塞萨奥古斯塔。也就是说，他的童年应该跟我的童年一样，我们吹过同样的风，见过同样的河。奥勒留·普鲁登修斯·克莱曼斯承父母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在罗马帝国做过各种安稳岗位的公务员。然而，在日日重复的表象背后蛰伏的是昆汀·塔伦蒂诺或达里欧·阿基多的古罗马祖先。在年近半百时，这位性情平和的伊斯帕尼亚人突然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他辞去公职，在七年里写下了两万首狂热的诗。其中一本诗集的名字是希腊语：《殉道者的王冠》（Peristephanon），讲述的是对十四位殉道者施以酷刑，让他们背叛信仰的故事。他巨细无遗地娓娓道来，尽是些风格极致的严刑拷打场面。
圣卡西安（SaintCassian）是其中一位，他遭受的病态折磨让普鲁登修斯大为震动。他的死亡记事是拉丁语文学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篇章之一，却也意外地成为一份不同寻常的史料，让我们从恐怖的视角了解了古代学校的日常和古罗马祖先使用的文具。普鲁登修斯说：卡西安是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态度不怎么样，他教的是最小的那帮孩子，他让他们听写，经常狠狠地责罚他们。学生们天天挨打，又气又怕，萌生了危险的暴力倾向，就像哈内克执导的电影《白丝带》中那群眼神冰冷、让我们寒毛直竖的金发孩子。
电影《白丝带》剧照。
那时适逢宗教迫害的黑暗年代。当执政当局掀起第无数次迫害基督徒的浪潮时，他们抓了卡西安，说他拒绝信仰异教神祇。根据普鲁登修斯的描述，当局决定将他衣衫尽除、双手反绑在身后，交给班上的小学生，让学生做刽子手。此前的故事都不难预料，但从这里开始突然变得黑暗。死亡和残忍竟长了一张儿童的脸。“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将平时在沉默中积攒的痛苦和仇恨释放出来，将易碎的黑板往老师脸上砸，黑板碎了；用教鞭戳他的额头，教鞭弹了起来；写字的蜡板也被扔了过去，木板开裂，上面红红的，沾的全是血。其他人用在蜡板上写字的铁笔尖去捅老师，两百只手同时去捅，有的捅进了内脏，有的扯下了皮肤。”
普鲁登修斯想让读者印象深刻、深受震撼从而坚定自己的信仰。他娴熟地使用营造恐怖氛围的各种手段：拉长场景、放大细节、动作、声音和冲击力，将日用品变成武器，探索出它们制造疼痛的可能性。他让我们发现：在蜡板上写字的笔像刀子一样锋利，用尖如匕首的笔写字象征着古罗马学校暴力当道，知识和鲜血密不可分。于是，普鲁登修斯的这首诗荒谬地成为至黑至暗的辩护词，被用来反对体罚学生。所有学生似乎都被老师殴打过、嘲笑过，学生报复的可怕故事迫使我们直视学生变成刽子手，无辜者变成凶手的过程。这是令人不安的一幕，道德败坏的一幕。“你在抱怨什么？”一个孩子残忍地问下场悲惨的老师，“是你把笔交给我们，让我们抓在手里的。现在，我们把你教书时对我们做过成千上万遍的事还给你。我们写字时，你本不该生气。当我们想休息时，央求你那么多次你都说不行，生怕我们偷一丁点的懒！来吧，来施展你的权威吧，你有权惩罚最偷懒的学生”。诗的结尾恐怖至极。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让老师饱受折磨，让生命的热量一点点地从他千疮百孔的身体中流逝。
尽管普鲁登修斯的本意是控诉迫害基督徒的罪行，但凶残的故事中也透露出学校生活的阴暗面。另一位伊斯帕尼亚人昆体良于1世纪中叶出生在加拉古里斯——现在的卡拉霍拉，是最早质疑残暴教育手段的作家之一。他在《演讲的原则》中指出：学习愿望只取决于个人意愿，“不应包含外在暴力”。他反对学校施行侮辱性惩罚，说“那些做法仅适用于奴隶”，可见其人道主义思想也存在例外和欠缺。他写道：经常挨打的孩子会感到恐惧、痛苦、羞耻，自惭形秽到童年幸福感消失殆尽的程度。他这么写也许是想到了自己挨打挨骂的童年。因此，他还写道，在童年时期，孩子很脆弱。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此时谁都不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利，去凌驾于他们之上。
卡西安令人发指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体罚从未在古罗马教室中消失，但我们也能在凄风冷雨的大背景下找到温暖明亮的地带。公元后不久，仁爱教育、寓教于乐的捍卫者出现了。他们更希望以奖代罚，努力唤醒孩子的求知欲。我们知道有些老师开始为学生制作教学玩具；为了奖励学生刚开口发出的磕磕巴巴的拼读，学生学什么字母，老师就给他们吃什么字母形状的点心和饼干。看到如此宽容的场面，恪守老规矩的人立马跳了出来。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萨蒂利孔》中的一个人物就对当年1世纪尼禄统治时期腐化、温和的做法大肆抨击，并预言道：您等着瞧！如果孩子们边学边玩，那么罗马就要走下坡路。看来新式学校和旧式学校之争自古有之。
作者｜[西班牙]伊莲内·巴列霍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