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在雅典政治家卡里斯特拉图的运作下第二次雅典同盟成功建立，之后不断有城邦加入使同盟的规模达到了大约60个，其中底比斯也包含在内。根据流传至今的《第二次雅典同盟法令》石碑记载的盟约内容明确的宣布了成立第二次雅典同盟的目的：“为使拉栖代梦人承认希腊人享有自由和独立，生活安定，固守各自疆土不受侵犯的权利。”从这点来看，雅典似乎已经吸取了公元前5世纪失败的教训，尽量避免重蹈以前的覆辙，对于盟邦的独立和自治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也意味着雅典不再将驻军、执政官等帝国主义统治要素强加给盟邦，也不会向盟邦强索贡金以及强占领土。
一、对外扩张与镇压
关于第二次雅典同盟成立后的对外扩张，色诺芬轻描淡写而狄奥多鲁斯则比较清晰地记载了雅典扩张的种种事实。斯福德里达斯事件后雅典人宣布斯巴达人已经破坏了和平随后雅典人决定向斯巴达人开战，他们选举了三名最出色的雅典公民——提摩修斯、卡布里亚斯和卡里斯特拉图作为雅典将军，并征募了名轻骑兵和名重装步兵以及艘战舰作为战争的准备，之后雅典人通过一项法令恢复了以前领地的驻屯军。
公元前年拉栖代梦海军将领波力斯得知雅典的谷物运输船队到达格拉斯图时意图对其进行袭击，雅典人得知后派出卡布里亚斯出海保护谷物安全运输，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保护“比雷埃乌斯港的安全”，卡布里亚斯包围了斯巴达的一个基地那克索斯，并在这里打败了来增援的拉栖代梦海军，色诺芬指出那克索斯海战胜利的意义：“从此，雅典人可以自由地获得谷物供应了。”
而这次胜利的意义远不止这些，狄奥多鲁斯认为“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这是雅典人赢得的第一次海上胜利，因为他们没有用自己的舰队打赢克尼多斯海战，而是使用了波斯国王的舰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实际上与克尼多斯海战的战果相比那克索斯胜利远远不及，但是足以让雅典人扬眉吐气，得胜归来的卡里亚布斯返回比雷埃乌斯时受到了雅典同胞非常热情的接待，奈波斯也对他颇为赞赏，“他也被列于最伟大的将领之列……而在雅典，他不但受到尊敬，而且还有权势。”过这次胜利雅典同盟迅速增加而且重新掌握了提洛岛。
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雅典人派提摩修斯率领雅典海军绕行伯罗奔尼撒进行远征，这次远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雅典海上势力的统治地位，二是扩展雅典在希腊西部的影响力。在提摩修斯的努力下这次西征取得了一些成功，科基拉处于雅典的控制之下而这一地区的阿卡纳尼亚人和凯法伦尼亚人也倒向了雅典一边。通过两人的军事开拓雅典成功实现了同盟的扩大正如哈蒙德所指出的：“我们（雅典人）在战争中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她的海上实力无可动摇，现在所需的是财力的恢复。”
由于雅典控制了同盟的入盟资格，因此许多加入海上同盟的城邦实际上已与雅典结盟，而所谓海上同盟的成员实质上成为了雅典人的盟友，雅典几乎凌驾于同盟之上。对于盟友的退出或者反叛，雅典的表现依然如同公元前5世纪时期强硬毫不手软。
公元前/年帕罗斯人公开反叛，雅典及其他盟邦将帕罗斯人强制带回同盟，作为惩罚雅典人要求帕罗斯人在泛雅典娜节举行之时进贡一头牛和一副甲胄并在酒神节中贡献一头牛以及男性生殖器形象，这些内容几乎与公元前5世纪相似，是雅典强加给盟邦的宗教义务。公元前年凯奥斯人再度反叛，雅典人攻占该岛后强令凯奥斯人交纳贡赋并规定事关雅典人的司法案件应当移交雅典处理，这明显与凯奥斯人的独立自治是背道而驰的。
相比雅典对待帕罗斯人和凯奥斯人，雅典人在塞斯图斯的行径更为严酷，雅典将军卡列斯航行到赫勒斯滂时候攻占了塞斯图斯，这座城邦内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被杀死，其余人变卖为奴。这种血腥的行径足以使人联想到公元前5世纪米洛斯人和斯基奥沃人的悲惨下场，雅典的帝国主义性质可见一斑。
二、雅典对盟邦的统治
1.雅典的财源
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雅典本身的收入即向公民征收税金；帝国的收入即非雅典人和雅典盟邦所交纳的贡金。民主派执政时期对于雅典向公民的财产和收入征收直接税以支持帝国主义的做法很难执行，因为一定程度上雅典人将征收直接税视作僭主的行为，在雅典财政困难的时期曾经向公民征收直接税但是明显不受欢迎，因此雅典不得不征收间接税和其他收入方式如国外投资等，因此贡金成为雅典帝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根据修昔底德记载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每年征收的贡金也高达塔连特，贡金成为雅典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正如霍布森指出的：“帝国主义财政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征税”，这里指的征税就是向盟邦征收的贡金。第二次雅典同盟成立后雅典开始向盟邦征收贡金，关于雅典征收贡金的数额似乎并不清晰，埃斯基涅斯在《论使团》中的证词提到“雅典每年向不幸的岛民征收60塔连特的贡金”，而与埃斯基涅斯同时代的德摩斯梯尼的记载则为45塔连特，笔者认为德摩斯梯尼有意将金额缩小以减少盟邦的抵触情绪，总体来看第二次雅典同盟期间雅典征收的贡金远不及公元前5世纪，但是其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雅典招募士兵、桨手以及支付雅典驻外军队和官员的薪水都依赖于贡金。
而一个关键的问题——雅典征收的款项是否为贡金学界颇有争议，反对这种提法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首先，这些款项的征收并非雅典单方面操办而是由同盟议事会和雅典议事会共同决议的；第二，这些款项的用途是为了满足对外征战的需要，特别是战舰的建造需要大量的金钱，这一点不同于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将贡金移作他用如修建神庙、表演场等。笔者认为判断这些款项是否为贡金不应当忽视一个问题，即盟邦缴纳的款项是否出自自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同盟成立初期盟邦为了自身安全抵御波斯和斯巴达而缴纳贡金基本是出于自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前年间和公元前年间雅典盟邦对于这一义务表现出了不满如底比斯开始拒绝缴纳贡金，雅典似乎必须强制征收贡金。根据色诺芬记载公元前年伊菲克拉底“……首先前往凯法伦尼亚收取贡金，有些是当地人自愿缴纳的，有些则是强制他们缴纳的。”
伊索克拉底也证实了这种强力行径，“……我们驾驶着许多的三列桨在海上航行并且强迫众多的城邦缴纳贡金……”另外一种方式是“……不允许那些拒绝向我们缴纳贡金的城邦出海。”这种做法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控制海权的强有力措施如出一辙，固然有抵御海盗和私掠船的原因但更体现出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对于那些拒交贡金的“难以驾驭”的盟邦这一措施效果势必明显。在雅典的影响下同盟议事会进行表决征收贡金，根据同盟议事会的规则同盟的决议将由简单的多数通过，换句话说那些拒交贡金的少数城邦将被强制执行，雅典强制征收贡金的做法很明显侵犯了盟邦的自由和自治。
雅典资金来源的第二个方面便是海上劫掠，这与雅典逐渐恢复的海军优势是分不开的，伊索克拉底曾经说道“一支海上势力……是由能够驾驭船舰的人们组成的——这些人失去了自己的财产而习惯于劫取别人的财产以维持生计”，因此雅典人经常“扮演”海盗来劫掠物资以解决食物短缺和支付桨手、士兵以及雇佣军的工资。
关于雅典的劫掠行为，德摩斯梯尼曾记载了狄奥匹提斯的事例：“所有曾经从你们陆上起航的将军们——如果我错了的话，我甘愿任何受到惩罚——向开俄斯人、向爱利特莱人以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征收金钱。那些只率领一两艘战舰的将军们收获甚少；而那些带领强大战舰的将军们则收获颇多。他们不计较总数，或多或少都没关系；他们不是那种疯狂的人。不，他们向航行到自己海港的商人购买东西，绝不伤害和抢夺他们，保证他们船只和商品的安全。他们说正在施加‘恩惠’。这就是勒索的代名词。很明显的是狄奥匹提斯拥有军队，这些商人必须全部买单。试想如果对你一无所得那他怎么维持他的军队呢？”
从以上内容来看，德摩斯梯尼似乎说明了两点：第一，雅典的劫掠行为是确实存在的，那些商人如若不愿向雅典人支付好处其商品便会被没收充公。第二，狄奥匹提斯等将军不仅向盟邦如开俄斯索取钱财，另外还包括了臣服于波斯的城邦，也就是说雅典牢固的制海权使得雅典能够将势力扩展到同盟以外的人们。当然这种劫掠带来的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大约为40塔连特。
总结
纵观同盟成立之初的情况，“同盟议事会”确实保障了盟邦的权益，但是雅典对帝国主义的渴望注定同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到同盟后期雅典议事会公然凌驾于同盟议事会之上，雅典的一些列决策完全不咨询同盟议事会的意见。究其根本雅典的真正目的是借助同盟来抗衡斯巴达最终实现保障雅典利益，随着雅典同盟力量的壮大，雅典帝国主义政策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