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时期的古中国与同时期的希腊，明明是同处于同一个时空当中，可一个是民主政体的源头，一个是专制统治的源头，究竟是什么令二者之间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
早前，在公元前八世纪与公元前六世纪之间，古希腊实行奴隶制城邦，该时期被称为“古风时代”，而两个世纪后，古希腊迎来“古典时代”，奴隶制城邦在此时衰落。彼时，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仿，该时期的中国也是奴隶制度崩溃与封建制度萌芽时期。
在此危急时刻，希腊仍不会以武力推翻政权，仅仅是城邦林立的状态，而此时的中国恰巧也是诸侯林立的阶段，可之后古希腊与古中国的发展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一、古中国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差异
古希腊与古中国之所以能够呈现如此大的政体差异，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古希腊与古中国的地理环境可谓千差万别，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土地也孕育了不同的文明。
古希腊作为西欧民主文明的发源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首先，古希腊处于欧洲的最南方，一面是土地，三面是汪洋，具有众多优良港湾，而希腊的陆地部分却崎岖不平，群山延绵，纵横交错，地势起伏极大，山地多平原少，平原部分支离破碎。
希腊的交通极其不便，尤其是陆运，由于高大山脉的阻隔，导致不同区域的居民流动起来十分困难，这也为城邦的建立奠定基础。此外，平原支离破碎导致希腊少有通畅的道路，倘若居民想要出门，大多依靠海路。因此居民多长久地居住在自己出生的区域。
除了以上原因，希腊的地形条件也导致该地耕地稀少，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而该地的气候却极其适合海运的发展，由于该地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温差较小，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适中，海面上少有大风大浪，因此海上的航船多可以进行安全出海。
因此，古希腊这样独特的自然环境，对日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反观中国，中国国土面积广阔，气势磅礴，与希腊有着极大的差别。
中国一面背靠着广阔的亚欧大陆，一面面对着全球最广阔的太平洋，可谓是背山靠海，地理位置极为优越。
中国幅员辽阔，西边是群山与高原，东边是广阔的平原，大江大河发源于西边的山地，涓涓注入东侧的太平洋。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气势磅礴的大河，为我国带来了无数生机。
大江大河的两岸往往也是人口发源群聚的区域，河流用它的躯干孕育了我们的祖先华夏民族，衍生了无数人口。在河的两岸与中下游地区，更是布满了平整的耕地，我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而这离不开我国优越的自然环境。
中国延绵又广阔的土地，使得中国自古以来便能以一个完整的政权国家而存在，可希腊地区支离破碎的土地导致城邦林立、难以统一。
二、政体产生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说完了古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环境差异，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二者政体的产生方式差异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也与自然环境的差异密不可分。
古希腊的城邦政体是在氏族社会的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在公元前八、九世纪时期，希腊的氏族社会处于崩溃瓦解状态。城邦便是在此时期产生，它以某一个城市公社作为中心，以其外部农村公社为半径而形成的。在当时，小小的希腊，遍地都是城邦。
中国类似的诸侯林立的景象，也是在当时分封制实行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周王占据统治地位，将周围的土地分封给手下诸侯，并允许诸侯建国，以更好地协助周王保家卫国，然而诸侯王必须严格听从周王的指挥。周王的亲信与功臣大多都为当时的诸侯王。此外，希腊与古代中国之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
希腊地区由于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很难发展好种植业。当地多高山，少平原，土地质量差，难以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因此当地的粮食大多数依赖进口，而这也催生了当地海外贸易的发展。
因此，古希腊自古以来，经济发展的重点便在经济方面，而并非农业方面。古希腊的工商行业、海上贸易行业，均十分发达。在农业方面，古希腊也有着市场化更强的特点。
古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平坦，江河纵横，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因此我国自古便为农业大国，并有着“重农抑商”的政策，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对农业生产有着极高的重视程度。
明清时期，我国受西方影响，海外贸易逐渐得到发展，国内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而此时的统治者便提倡“崇本抑末”，因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农业为主，工商行业被放在农业之后。而这种模式实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适应。
三、古代中国与希腊的国家政体差异
分析过自然条件、政体起源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便要来着重分析古希腊与中国政体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古希腊是民主政治的起源，并且第一个提出“民主共和制”，在该政体中，公民便是国家的，基础组成部分，权利也可得到保障。古希腊的政体中，有着严格的政治运行程序，公民大会具有极高地位，集体利益是明显高于个人利益的。
对于城邦制，在古希腊城邦中，小国寡民，独立自治，每个城邦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封闭性，各邦具有较强的自治意识，强调自我的权利。即使每个城邦的土地面积都较小，各邦依旧追求自给自足。
在同时期中国社会中，西周实行分封制、宗法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早期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必然举措与必然趋势。由于国土面积广阔，周王不得不以分封的形式，将国土分给血缘关系较近的诸侯王来巩固本国的统治。
周朝的诸侯王听从周王的命令，周王与各个诸侯王为上下之间的隶属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之上的。因此，周王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血缘宗法关系。诸侯王又称为“小宗”，需要履行对周王负责的义务。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诸侯王大多与周王有着宗法血缘关系，并且各自承担着特定的任务，比如听任周王的号召同周王一起出征，再比如按特定的时间进行纳贡与朝聘，向周王展示忠诚的信仰。
倘若各个诸侯国之间产生了冲突，便需要由“大宗”周王出面进行亲自处理。周王又自称为天子，在当时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在周王面前便可得到迎刃而解。
若有一些不愿意履行应尽的义务或有着反抗之心的诸侯，被周王知道后，周王便会对这些诸侯进行讨伐。然而，到了后期，各诸侯国反抗之心都逐渐增强，周王室出现了衰微的局面，甚至“礼崩乐坏”，天下共主的地位逐渐下降。后来，诸侯国的势力日渐扩大，并开始进行诸侯争霸，争霸的局面持续了许久，最终由秦朝进行统一。
总体比较古希腊政体与古中国的政体特点，我们能总结出古希腊民主特色鲜明，古中国专制特色鲜明的特点。
古希腊强烈的民主政治特色体现在公民掌握自治权利上，公民可以通过参与公民大会来行使自己的自治权，而后雅典在此基础之上建立雅典民主制，更是开创了奴隶社会中民主政治的先河，对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
古代中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利于我国的团结统一，也为我国当下团结统一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古代希腊与中国的自然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政体产生巨大的差异。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这对古希腊、对古中国、对古代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中，政治文明在慢慢发生演变，东西方此后的巨大差异也由此开始萌芽。不同的文化开始积蓄力量，为日后的文化繁荣局面作出准备。
不同的政治与文化格局之下，展示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与观念。现如今，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文化的交流也在日益兴盛，不少国家也早已摆脱了特定环境的束缚，走向了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