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11日，由复旦大学发起，武汉大学与复旦大学共同参与的“心系湖北，情牵武大”第三届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世界史学术研讨会在线上进行，共有约人在线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半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白春晓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吴晓群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尚洁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向荣教授依次做了主题发言，围绕从古典时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上的瘟疫与灾害展开研讨。
白春晓：雅典瘟疫的历史书写与医学探源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白春晓副研究员的报告主要围绕修昔底德展开，谈论了雅典瘟疫在医学上的有关情况。
首先，白春晓副研究员介绍了修昔底德其人与雅典瘟疫的历史书写。医学史研究者之所以普遍重视公元前年爆发的这次雅典瘟疫，首要原因在于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大规模瘟疫，而留下这份珍贵史料的人就是修昔底德。关于瘟疫的部分主要记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47章至第54章中，同时在第3卷87章中也有补记。
修昔底德书写的雅典瘟疫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瘟疫”。在此之前，荷马、赫西俄德和索福克勒斯都曾提及瘟疫，但在他们看来，瘟疫往往是诸神因某些人的过错而施于众人的痛苦。然而，在修昔底德笔下，瘟疫的产生与神力毫不相干。而且，他对雅典瘟疫带来痛苦的细节描述，与荷马诗人书写的简短诗句也截然不同。他借鉴了古希腊的医学，但又不同于同一时期希波克拉底学派著作中简单枯燥的、单纯的医学记录。修昔底德对瘟疫冷静的观察和细致的记述，既具有科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饱含历史学家对人类命运和处境的深切关怀。因此，修昔底德的“雅典瘟疫叙事”是一种历史书写，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具体基调是相符的，而非先前各种为了“劝善去恶”所创作的神话叙事。
白春晓副研究员认为，修昔底德本人对瘟疫治疗的态度非常悲观，他特别强调了各种治疗方法的无效，疾病可以夺走任何体格特征的人的生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为我们留下了雅典瘟疫症状与特点的详细记录。
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瘟疫的症状是这样的：
当他们还健康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病倒了。首先，头部出现严重的高烧，眼睛发红、灼热；在体内，喉咙和舌头立即变得血红，并且发出奇怪而难闻的气味。之后，患者打喷嚏，嗓子变得沙哑。没多久，疼痛转入胸部，同时出现剧烈的咳嗽。当疼痛转入胃部的时候，会使人感到恶心，接着会吐出全部的胆汁，这个过程会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大多数人在吐不出东西后，还会干呕和抽搐，并出现强烈的抽搐，在身体表面看上去并不特别热，也不显得苍白，而是淡红和乌青色，但有小脓包和疮口在溃烂，在体内有强烈的灼热感使患者对很薄的衣服和细布都难以忍受，不得不保持着裸体，跳入冷水中能让他们感受到最大的舒爽。他们处于无休止的口渴状态之中，喝了很多的水也和只喝了一点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人都饱受难以休息和失眠之苦，病情还会向下转移到腹部，出现严重的溃疡，伴随着彻底的水泄，之后许多人会死于由此而导致的虚弱。病痛就这样首先从头部开始，自上而下发展到全身。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这场雅典瘟疫的特点是：
第一，致死率相当高。当时雅典有三分之一的重装步兵和骑兵死亡，“大批的人口像羊群班一样死去”；
第二，当时的医术和其余手段如占卜、祈祷等统统无效，患者只能硬抗；
第三，雅典瘟疫可以夺走各种体格的人的生命，并且很可能有后遗症，“即使患者活了下来，他们的四肢上也会留下疾病侵袭过的痕迹”；
第四，得过此病的人遭受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他们会陷入短暂的歇斯底里，幻想自己再也不会患上其他的疾病了；
第五，传染性极强。据说疫情最初来自埃塞俄比亚，经过利比亚和波斯帝国，之后可能经由船只传入了比雷埃夫斯港，扩散到雅典城内以及人口稠密的地区。雅典疫情尤其严重，由于正逢伯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为了作战而将阿提卡周边的居民迁入雅典城内，拥挤的居住条件加速了疾病的肆虐。而且，这种疾病不仅人传人，对动物也有危害，原本以腐肉为食的鸟兽食用了被埋葬的人类尸体后也会死亡；
第六，持续时间长，疫情有反复。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年爆发的这场瘟疫持续了整整两年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公元前-年冬季在雅典复发，又持续了至少一年。
接着，白春晓展示了关于雅典瘟疫的有代表性的医学讨论。年，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古典学者郝勒德（A.J.Hollday）与威廉邓恩爵士病理学院的医学家普尔（J.C.F.Poole）在《古典学季刊》上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总结了前人对雅典瘟疫是哪种疾病的讨论。此后，在年和年，他们还对这项研究做了两次补充。对于雅典瘟疫，郝勒德与普尔最初归纳出了至少八次推测：1、天花；2、鼠疫；3、猩红热；4、麻疹；5、斑疹伤寒；6、伤寒；7、麦角中毒；8、可能是两种甚至更多的流行病同时发生。后来，他们又否决了三种可能：9、鼻疽症；10、钩端螺旋体病（伴有黄疸）；11、土拉菌血症。
关于雅典瘟疫是什么病，至今仍众说纷纭、悬而未决。除了郝勒德与普尔，还有一些学者对雅典瘟疫的疾病发表了推测，如在年有学者提出，雅典瘟疫可能与新近发现的埃博拉病毒（年首次爆发）有关。据第四版《牛津古典学词典》统计，总共有大约30种疾病被怀疑造成了雅典瘟疫。总之，运用现代医学来分析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瘟疫，可以确认这是一种强烈的传染病，有明显的发热、呕吐、腹泻和出疹症状，而且除了在人与人之间，还很可能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致死率很高。后来，基本上可以排除鼠疫、猩红热、天花等等推测，而麻疹、斑疹伤寒、伤寒等仍具有可能性，现在还有很多疑点无法确认。郝勒德与普尔一致认为，这种疾病要么已经绝迹了，要么经过24个世纪之后临床表现已经变化巨大，无法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将它从现代临床的数据里确认出来。
白春晓认为，修昔底德为后人提供了关于雅典瘟疫的宝贵史料，但也留下了谜团。梳理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欧美学者都想依据他的文本来寻找与之对应的疾病，但结果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正当人们对发现历史真相感到失望时，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材料，白春晓博士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考古发现和DNA检测数据。-年，雅典人在修建新的地铁时，碰巧在古代雅典的墓葬区——凯拉米克斯挖掘出一批埋葬混乱的古代尸骸，有约具之多，而他们的死亡时间正是公元前年至年的瘟疫时期。这一墓地埋葬的情况是混乱的，类似于乱葬岗，与凯拉米克斯之前或之后的墓葬情况都不一样。凯拉米克斯是雅典的国葬之处，伯里克利就在此发表过国葬演说。在瘟疫发生之前，凯拉米克斯内的葬礼是非常有秩序和庄严的，与这个考古遗址发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墓葬的发现可以证明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修昔底德写道，丧葬在瘟疫期间的情况是极为混乱的。更重要的是，这批墓葬提供了足够的骨头和牙齿，牙髓还可以用来做DNA检测。
凯拉米克斯的墓坑
雅典大学医学院教授帕帕格里戈拉基斯（ManolisJ.Papagrigorakis）等人对尸骸中的三颗牙齿进行了检测。在第七次检测中，伤寒杆菌的DNA序列被鉴定了出来。年，帕帕格里戈拉基斯等人在《国际传染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古牙髓的DNA检测表明伤寒可能是雅典瘟疫的病因》一文，认为伤寒很可能是导致雅典瘟疫的原因。不过，伤寒与修昔底德记录的症状并不完全相符，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导致了症状的变异，正如先前郝勒德和普尔所推测的那样。
白春晓表示，虽然近年来仍有学者对他们表示异议，如认为他们的取样有限等等，但他们的检测仍是一个重大突破，使得雅典瘟疫的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修昔底德提供的孤立文本。
吴晓群：从雅典瘟疫到新冠病毒的历史思考
3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晓群在“复旦通识”组织的“学人疫思”系列中发表了题为《
如何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地思考
》的一文，力图展现一种史学思维方式引领下的疫情研究。在此次报告中，吴教授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着重讨论了历史学何以进入当下疫情肆虐的现实世界，以及日常生活中历史性思维方式的必要性问题。
吴教授认为，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但是，让历史在现实中发声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历史学家通常被认为是学术界较为死板的一群人，这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关。史学研究者与历史研究对象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历史研究不具有过多的代入感，以此保持史家的中立和客观。
在史学研究中，距离感呈现出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第一，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史学家要考虑历史语境的作用，不能全然以自我为中心、以现时代为中心去解读他人和他时代。但是，疫情期间，史学家同时也是这一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我们无法保证与疫情中的人与事完全拉开距离。第二，从空间的角度来说，现代史学中虽重视当事人的口述、笔记或档案材料，但真正的研究往往不是在当下进行的。而疫情期间，各国也都讲求社交距离，因为任何一个拥挤的空间都可能带来危险，所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这种一米或两米之外的世界，可能会给身处其中的史家带来怎样一种观察问题和看待世界的视角呢？或许它能让我们带着切身的体验去重新思考，那些原本就存在、当下又出现、未来还可能发生的人、事和观念，贯通地思考人类彼此相依共存的关系。
如果说，时间的距离感主要源自于史家的职业素养，它要求史家对当下适当地保持沉默，但同时更应该保持观察、保持记录；那么，当下空间上的距离感则更多来自于疫情期间的应激反应和强制性要求。然而，疫情下的特殊环境，也必然会在思想的层面上影响历史学家。那么，对于这两个向度的变化和思考，能否让我们在面对疫情时有所启发？
从年初到现在，疫情席卷全球，人们的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绝大多数人尚能保持体温正常、呼吸正常的时候，如何保持精神的正常？如何安顿身心？这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许，史学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种思想的路径。
吴教授指出，史学的思维方式，当然并不能够帮助人类切实地解决疫情的传播和感染的问题，但它能帮助人们理性地去体会一件事情的复杂性，帮助人们去理解一个问题是如何发生和呈现出来的，人类又该如何与之共存的。可以说，疫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所没有的机会、一个隐而不显的思想平台，它逼迫人们从一个全新的经验中去思考我们自身与身处的世界，而这正是吴晓群教授写作《如何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地思考》这篇文章的初衷。
接下来，吴晓群教授介绍了该文的主要内容：
她先是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记载的雅典瘟疫为引子，将雅典瘟疫与当前的新冠病毒这两种古今流行性疾病的特征做了一个简要的比较，并提及世界历史上曾经爆发过的大规模传染病，以及历史学家对此的记载和相关思考，她认为，虽然描绘并研究疾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的工作，只能交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但在当下切身的感受中，人们可以通过阅读那些历史的书写，从迄今为止的整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宏观地思考人与自身、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
修昔底德胸像(RoyalOntarioMuseum)与中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随后，吴教授抽取这次疫情期间有关病例溯源的具体问题，提请读者反思，何以在西方历史上除瘟疫以外，还有奢靡、淫乱，乃至腐败、专制等一些负面的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曾被认为是必然来自于东方的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关于东西方的划分其实从来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随着人们视界的开放，世界的日益缩小，一些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应该加以改变，应该是时候破除那种地域或种族偏见了，因为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从来都是无差别的，它不会分辨种族、国家或地区。
接着，吴教授指出，每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流传的各路信息，或许都会成为史料的一部分，而历史思考的出发点，是竭力保持客观中立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因为孤证不立，所以史家不会在只掌握部分史料时就急于选边站队、表明立场。因此，在这段信息过载的时间里，我们应该保持观察，保持思考。这种史学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来说，不是在玩学术游戏，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沉淀，能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走向。并且，这种现实的关照与历史的反思，既可以是来自史家专业素养所赋予的冷静，也可以是每个读史之人自觉体悟习得的。
最后，吴教授以历史性思考的必要性结尾，反思史学的观察与思考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她同意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的说法，认为历史研究如果不“服务于生活”，而只是一味地强调历史知识的增长，那么，“在历史学的某种过剩中，生活将支离破碎，将退化，并且又由于这种退化，甚至历史学亦复如是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与中译本《不合时宜的沉思》
她指出，史家的冷静与客观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立场和态度，只是当此次疫情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之前，我们不应该妄下定论，更不应该放弃思考。而历史学作为一个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学问，对现实发声，既是对史学专业本身的深化，是一种历史学的价值展现；也是将其特有的学术涵养移植到当下，以史学的思维方式教育民众，使之成为每个人形塑思想的手段之一。因此，在现实的世界里历史地思考，绝非是一种无关痛痒、隔岸观火式的消遣。此时，或许正是开启一种历史性思考的好时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关于人类未来文明的猜想和设计，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否用历史的眼光去思考。
尚洁：近代早期威尼斯的水文灾害与防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尚洁首先介绍了威尼斯独特的水文环境及其历史描述。著名“水城”威尼斯坐落于亚得里亚海系西北角的一处封闭海湾——潟湖区，总面积约平方公里，其中8%为礁石岛屿区，12%为永久的水域覆盖区，剩下约80%为湿地所覆盖。然而，处于潟湖区内使得威尼斯一直面临着环境的严峻考验。在威尼斯早期的编年史中，对于潟湖区威尼斯及其与水的关系通常持有一种较为乐观的宣传论调，他们声称威尼斯在海水的守护之下成了一座中世纪崛起的年轻城市。早期人文主义者也普遍认为威尼斯一直在水的庇佑之下，利用了大海的便利条件才发展成为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以来的欧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14世纪中期，彼得拉克在参观威尼斯之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它）稳固地建筑于礁岩巨石之上，但社会民众的和谐一致是其更加稳固的基础；无尽的海水将其环抱守护，但在其好政府统治下，威尼斯显得更加安全。”
然而，从威尼斯城市编年史、官方年鉴、近代早期治水官和水务官向政府部门提交的水文调查报告以及大量私人的日记、回忆录中，都能找到大量关于暴雨、洪灾、运河干涸和潟湖冰冻等水文灾害的记录。从中世纪晚期建城以来，潟湖的水文灾害持续困扰着威尼斯，构成了威尼斯人与潟湖共存的日常。
尚洁副教授展示了四张图片，举例说明了威尼斯人与水的日常：下图第一行左一，为16世纪中期威尼斯绘画中的海上大风暴；第一行右一，为年潟湖结冰的蚀刻画；第二行左一，对比18世纪风景画中描绘的建筑物的当下状况，直观感受城市的下沉现象；第二行右一，为年11月6号的“高水位”导致威尼斯城内水位超海平面cm。
威尼斯人与水的日常
尚洁表示，威尼斯的水文灾害并不是由某个单一原因所导致的。从地理环境来看，以威尼斯为中心的潟湖区中，大陆水网密集，许多重要河流的入海口都位于潟湖区或潟湖区两岸，大量河水和泥沙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盆地的地质基础。亚得里亚海矩形的地理结构，令地中海洋流长驱直入，直达威尼斯潟湖，构成季节性海潮侵袭。总之，空气、水和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脆弱的潟湖生态环境，使得威尼斯从建成之后，始终面对着包括海潮、暴风雨、洪水、潟湖结冰、地质沉降、水质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沼泽退化等诸多自然灾害。其中，空气与水导致的海潮洪水是最为常见的水文灾害。有历史学家对近千年的洪水灾害进行了统计，数据表明，16-18世纪是威尼斯洪水频发的季节，使得威尼斯面临的水文灾害极为严重。
对于威尼斯潟湖区自然灾害的防治举措，主讲人从防护与治理两个层面进行了总结。第一，威尼斯的防护举措主要体现在组织建设上，从年临时设立海防督查官到年成立专业治水组织，威尼斯水文防治的组织建设经历了从业余到专业、从临时到专职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威尼斯政府于年颁布了第一部水务法规，完善了政策建设。同时，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治水官和水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威尼斯于16世纪初建成的第一所水利学校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如1年设立“水务官”，5年扩充至“水利委员会”，年设立“治水官”等。威尼斯还兴修了许多海防工程建设，至近代早期，主要采用一种木制栅栏堤来加固和保护放浪堤的薄弱部分，但由于成本花费巨大，需要大量木材和安装成本，威尼斯开始寻找一些替代的海洋性措施，并从18世纪初开始设计并建设永久海防“穆拉齐”（murazzi）。
第二，在治理举措层面，威尼斯政府会定期组织人员挖掘和清理潟湖的河道淤泥，开凿更多人工运河，促进潟湖内的水流动和水循环。15-16世纪威尼斯运河并没有形成网状结构，而是一种自然结构的勾联。在16世纪之后，运河网络才初步建立起来。同时，在威尼斯向大陆扩张的过程中，开始了大陆的河口改道工程。其中，以布伦塔河改道工程最为影响深远，它成功地阻止了布伦塔河河口区三角洲向潟湖的进一步侵袭，海岸线向大陆内部进一步深挖，呈现出今天更加适应海洋湿地环境的威尼斯潟湖区。为了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水文治理部门还积极与卫生部门合作，确保饮用水源的清洁。
15-16世纪威尼斯运河绘制图
最后，尚洁副教授总结道，近代早期在与潟湖地区的水文灾害抗争的过程中，威尼斯经历从消极防护走向积极治理，从“面向海洋”改为“面向大陆”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与威尼斯共和国在近代早期的转型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和国政府在推行新的水利政策和举措的过程中，合理合法地加强了对所统治区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统一控制和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水利技术和管理组织的革新，也是威尼斯近代官僚政府体制逐步取代中世纪公社政府体制的重要体现。近代早期威尼斯水文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威尼斯城市发展和保护仍然意义重大。尤其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当下更好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向荣：近代早期欧洲抗疫斗争中的意大利模式与英国模式
在人类瘟疫史上，欧洲“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死亡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但也正是在与“黑死病”的反复斗争中，欧洲公共卫生制度诞生了。
其中，意大利在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意大利著名史学家齐波拉说：“为了同鼠疫作斗争，意大利北部主要国家发展出公共卫生体系。最基本的步骤是在年鼠疫大流行时采取的，到16世纪中叶该体系已经达到高度静谧和复杂的程度。”与此相反，16、17世纪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公共卫生还停留在原始水平，虽然他们也向意大利学习。
然而，西北欧虽然开展抗疫斗争较晚，制度也没有意大利完善，但实际效果并不差。-年、-年、-年意大利爆发了三次大规模鼠疫，不仅在城市出现，而且扩展到整个乡村，直接导致意大利经济衰落和西北欧的兴起。
那么，既然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非常发达，为什么不能有效地控制大规模鼠疫的爆发？意大利史学家阿尔法尼在年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由于意大利成功地将本地鼠疫根除了，当鼠疫从欧洲或地中海其它地区再输入时，长期无鼠疫接触经历的意大利人没有免疫力。向荣教授认为，阿尔法尼的解释有些简单化。在本次报告中，向荣教授将意大利针对疫情产生的公共卫生制度与英国的进行比较，探究了在完善的卫生体系下意大利仍然爆发大规模鼠疫的原因。
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制度创新
40天隔离。
威尼斯前殖民地、港口城市拉古萨曾是意大利水路和陆路交通的枢纽，威尼斯常常将货物先运到拉古萨，再通过陆路进入君士坦丁堡。年，拉古萨对外来人口和货物实行30天隔离，最早出现了隔离措施。年，威尼斯和热那亚跟进。年，法国马赛将隔离时间延长到40天。隔离措施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建立传染病院。
面临黑死病的时候，意大利首要选择强制分开病患与健康人的隔离措施，其中以米兰的举措最为成功。年鼠疫在意大利再度爆发，米兰公爵下令在城内建了两所传染病院，将病人从家中移出隔离。次年，他将传染病院迁到城外偏僻处，并将病人家属送出城外修道院集中观察。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关键是要将病人、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和健康人隔离开来，彻底切断传播途径。到15世纪中期，意大利大多城医院。
威尼斯的传染病院是意大利的典范。年，威尼斯政府在泻湖拿撒勒的圣玛丽岛修建了第一所传染病院。该传染病院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收治威尼斯本地的鼠疫病人，另一方面用来隔离来自疫区的船员，该病院后来被称为“医院”。年，政府发现医院治愈回到威尼斯的人仍在传播疾病，所以威尼斯又修建了一所新传染病院，医院的病人
进行二次隔离。
政府规定在医院出院的人不得直接回威尼斯，而是要转到新传染病隔离观察40天后再返回。
建立疫情通报制度。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并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以便掌握疫情动态。后来，公爵的临时措施变成了常规性制度，病人和死亡人数也向社会公开，从而形成了欧洲最早的疫情通报制度。该制度也被意大利其它城市国家借鉴和采用。
使用健康通行证。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也引起了商人和雇佣劳动者的严重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运转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
成立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
当年黑死病在意大利半岛肆虐时，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都任命了特别卫生委员会应对危机。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为常设的公共卫生署。卫生署由任命的卫生专员或选举产生卫生委员会领导，实际工作则由长期雇佣的专业人士承担。米兰的卫生署成立于年，威尼斯成立于年，佛罗伦萨成立于年。威尼斯卫生署的工作人员中有公证人、文书、信使、船长、新老传染病院院长、医生、护士和看守等。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务的绝对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筹集善款救助受疫情影响的穷人的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英国的特殊性
直到16、17世纪，英国政府才相继推出一系列防控黑死病的政策。英国借鉴了不少意大利经验，如40天隔离措施，死亡统计和疫情通报。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英国在向意大利学习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特色。
首先，同意大利相比，英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官僚制度不发达，没有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英国的防疫斗争依靠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年伦敦大瘟疫的消息传到西南格罗斯特郡小镇泰特伯里，当地居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颁布集体决议，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镇。会议还任命8名首户组成应急委员会，负责决议实施。由于英国基层治理有效，16、17世纪黑死病主要是少数城市尤其是伦敦的现象，很少渗透到广大乡村地区。但是，意大利公共卫生机构对乡村地区管控不力，因此乡村和城市的疫情一样严重。
其次，英国控制疫病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封户、封村乃至封城，很少采用建立传染病院、将病人和健康人分开的隔离措施。传染病院耗资巨大，而且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人口大国，几所传染病院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英国的封锁隔离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在意大利，当大瘟疫爆发时，传染病院根本不敷使用。编年史家罗科·贝内代蒂记载，-年的疫情期间，威尼斯老传染病院有-病人，他们不仅得不到治疗，还缺衣少食，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英国的封锁隔离措施残酷但有效，-年伦敦大瘟疫时期，一包从伦敦邮来的旧布料引发了德比郡亚姆村的鼠疫。为了不让鼠疫传出去，亚姆村村民自发封锁隔离，以72％居民牺牲的代价，拯救了周围地区的乡村和城镇。
再次，英国将经费筹措纳入到《济贫法》框架之下，堂区委员会根据需要向堂区所有有产者征税。防疫税使得英国防疫抗疫经费的获取变得制度化。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16世纪的反宗教改革强化了意大利的天主教信仰。意大利防疫抗疫经费主要来自个人慈善捐赠，精神意义大于世俗价值，往往不固定或者经费不足，还助长了意大利基于个人效忠的庇护制，从而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结语
意大利的公共卫生制度接近于完美，政策举措如隔离、疫情通报、健康通行证等至今仍在被使用。但是，完善的制度是否有效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向荣教授认为，意大利完美的制度并未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既与制度本身有不切实际的因素有关，也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有关；英国的制度建设并不完善，但其他有利因素如广泛的社会动员弥补了制度本身的不足。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还原历史场景，重视历史的复杂性，避免意识形态和简单化推论是十分必要的。
问答
Q：瘟疫对整个希腊文明，尤其是对波斯和斯巴达的影响如何？
A（白春晓）：对于整个希腊文明，《剑桥古代史（第五卷）》认为，这次瘟疫改变了雅典的历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较大。对于波斯的影响，修昔底德记载过，首先爆发疫情的埃及在波斯帝国境内，“也传到了波斯大王治下的其他地区”。对于斯巴达的影响较雅典较小，当时驻扎在阿提卡的斯巴达军队之后撤兵了，而雅典城内的疫情较为严重。
Q：如何历史地理解和评判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得失，如何历史的评判？
A（吴晓群）：学术的涵养如何能够移植到当下，是史学的价值展现，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给出一个直接答案的。
Q：如何在医学史写作中回溯和诊断历史上的瘟疫？
A（白春晓）：通过分析雅典瘟疫的学术史研究来看，这种方式是比较难进行的，尤其是对于古代的情况，因为现在掌握的史料极为有限。对雅典瘟疫之所以产生复杂的有争议研究，主要因为修昔底德是唯一能得到的主要文字信息源，之后类似希波克拉里曾经到雅典治疗瘟疫等流行说法，据考证来看基本是希腊化时期留下的传说，并没有事实依据。可见，对于古代情况的历史考察主要限于史料的问题。对雅典瘟疫的重要突破，如今主要集中在考古材料的更新上。
Q：历史学介入医学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如何写出新意？
A（黄洋）：还原历史的场景，从历史的具体情形分析，向荣教授的报告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Q：瘟疫与后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关系如何？
A（白春晓）：伯里克利和他的家人，以及许多重要的助手全部死于这场瘟疫，对雅典的政局也有影响，之后激进民主派的上台也是由这次瘟疫间接地造成的。
Q：传染病的长期流行会造成社会对传染病患者的歧视与隔离，如何看待这种隔离情绪？
A（向荣）：不能一概而论，中世纪时期麻风病人较受歧视；黑死病时期对病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于任何人都有染病的可能，很多贵族、非边缘群体也会患病，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瘟疫改变了人们对病人的歧视；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地域歧视的行为主要是害怕自己被传染，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被慢慢被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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