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雅典产生了第一位僭主西特拉图。雅典人民很快发现将人生而应得权利寄托圣明的君主的恩赐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尽管西特拉图是一位较为开明的僭主，他致力于减少贵族特权，赞助文化活动，提高了雅典民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君主。但是作为继任者的希庇阿斯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压迫者。公元前年，雅典贵族联合斯巴达的势力攻入雅典卫城，俘虏了希庇阿斯并将其放逐出雅典，希庇阿斯最终流落波斯宫廷。
经过两年的派系冲突，争取到平民支持的开明贵族克里斯提尼掌握了权力，在消灭竞争对手的同时，克里斯提尼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完善雅典的民主制度，并制定预防僭主复辟的措施。
在梭伦改革以后，氏族贵族仍然掌控着整个雅典的政治体系，针对雅典当时政治生态的主要矛盾即氏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为了进一步打破氏族贵族的权力垄断，克里斯提尼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将原来由氏族贵族控制的地区重新打乱混合，打破贵族氏族拥地自重互相攻击局面。对于重新划分的十个部落，每个部落选举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军事指挥权、外交和部分财政，各将军也要接受公民大会的监督。
克里斯提尼建立五百人会议取代原有的四百人会议，作为主要的政府机构，克里斯提尼扩大了公民会议的权利，赋予它讨论、通过、否决贵族议事会提案的权利、赋予它宣战、拨款、审计的权力。五百人会议不再以经济实力作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入场券，五百人会议由任何等级的公民经过抽签选出，抽签这种选举的方式是最为原始和公平有效的，排除了出身、派系、经济实力的障碍，这意味着每一位年满三十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和当选的可能性。至此国家权力牢固地掌握在公民会议手中，而每一位雅典公民都有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和可能。
为了防止僭主复辟，克里斯提尼创造了陶片放逐法，雅典公民有权将某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然后进行投票，将被认为对国家有危害的公民放逐十年。陶片放逐法是为了排除那些有独裁野心的政治家设立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除了放逐有独裁野心的政治家，放逐制度也会受到政治家宣传的蛊惑，成为排除异己的手段，例如雅典人将在波希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的特殊人才也放逐在外。
克里斯提尼改革牢固地确立了雅典的民主体制，雅典的的民主体制在伯利克里时期达到全盛。伯利克里时期的公民大会取得了立法权，十将军委员会也成为类似现代政府中内阁的存在，此外还出现了陪审团制度的民众法庭。雅典的民主制度极大促进了雅典的繁荣，帮助雅典在两次与波斯的战争中取得胜利，避免民主制度被波斯的专制帝制摧毁。
但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度达到全盛之后，雅典便开始了以武力进行民主制度的输出和扩张，这无疑加剧了与寡头体制斯巴达城邦的冲突，最终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民主并不是战胜独裁的灵丹妙药，随着雅典的战败，雅典沦为斯巴达属国，其辉煌的民主制度也被摧毁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