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贯被教育“人不能闲，一闲就废“的中国人，是一时很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是闲暇人之所为，因此才高尚”的说法，不过当我们站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身份的位置上来重新审视这句话时，就不难理解了。
1、不基于“现实”状况的思想是浅薄的
毕竟，不扎根于“现实”状况的思想是不会深邃的，亚里士多德他是作为那个时代希腊的奴隶主阶级，作为雅典的市民，一个自由人，他的闲暇自然是由奴隶和殖民地里的城邦所支撑。
在古希腊，雅典的民主主义的维持不只是通过榨取奴隶和寄居其间的外国人，还是通过统治其他殖民城邦来保证运转的。也就是说，在那种场域，只有雅典市民拥有真正的闲暇；“勤劳”是属于奴隶和外国的职业技术者们。
2、雅典的民主制是基于对“他者”的掠夺之上
雅典民主制全盛时期也正是其奴隶制的全盛期，雅典自由民的闲暇是由奴隶和城邦里的外国人所赋予。所以希罗多德才说，希腊人是不善于“实践”的，他们觉得现实性的劳动会弄脏他们的手，“勤劳”这种消遣是遗留给奴隶们的。希腊人轻蔑职业技术，他们认为掌握职业技术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比其他市民下贱，他们尊崇非职业技术者，特别是专门从事军事的人。但也正是有了希腊的奴隶们和殖民城邦里职业技术的“异乡”人，希腊的雅典市民们才有了自由、闲暇去参与雅典的各种公共政治活动。
可以说，雅典的民主是基于对“他者”的掠夺以及再分配的基础上的。雅典市民身份虽为农民，但也是战士，只不过他们实际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工作”是交由奴隶们的，一个雅典市民如果有土地却无奴隶，就会无暇参加和履行“市民”义务。因此，奴隶的需求随着希腊的民主制发展而变得更加旺盛。
3、雅典的“异乡”人撑起了希腊的高尚
在雅典的“异乡”人，无论如何富裕，是无法获得市民身份的，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种雅典人的傲慢，把苏格拉底这个本来是他们“同胞”的人，以非正义和不公平的判决进行了处决，理由只不过是他像“异乡”人一样兜售自己的智慧并引进了新的“神”，并以此“教坏”了雅典的年轻人。
希腊这种对于“异国他乡”之人的傲慢，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就可以感受到，“有些人生来就是自由人，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而希腊人天生比四方夷狄高贵，由非希腊人来做奴隶是合理的”。正是他眼中的“合理奴隶”支撑起他眼中的高尚。
当然，城邦的外国人和奴隶们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契机转换成自由民；赋予他们这个契机的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战争，正如在希腊对波斯的战争中，希腊开始采用重装步兵的人海战术，而那些因货币经济的渗透而沦为债务奴隶的市民，因无力购置武器而成为划浆手之类的战争后勤，但因战争的胜利，进而提高或者获取了希腊市民的政治权利。像这种外国移民或者国内贫困者通过战争途经获取相应政治、经济地位的做法，就算在现在的美国也是一直延用着。
总之，我们可以说，希腊市民正是由于奴隶干重活、“外国人”从事职业技术工作而获得闲暇时间，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去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如“评议会”、“教学活动”等，但我们不能认为因为希腊人有闲暇时间，他们才去研究哲学的；因为这是一个从事后结果的视角来进行观察的，毕竟，有闲暇并不必然导致有人会专门研究哲学，这其中有一种无法用理性进行说明的无意识，期间存在着黑暗的“惊险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