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雅典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是西方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地方。
然而，在以民主和言论自由著称的雅典城邦，人们却以“亵渎神灵”和“败坏青年”两项言论罪，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送上法庭，最后将其判处死刑，这也成为了人们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
公元前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法院传唤。当时的陪审团有人，苏格拉底当众做了申辩，审判按照程序进行了两轮投票。
第一轮投票，票赞成，票反对，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有罪。
接着按照程序，苏格拉底可以再次进行申辩，但是，苏格拉底自负的态度，惹恼了陪审团成员，结果第二轮投票，票赞成，票反对，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雅典的民主形式是一人一票，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权对公共事务进行表决。可以说，审判苏格拉底的程序完全合乎当时的民主制度。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却导致了不合理的结果。
这不禁要让人思考，广泛运用于西方国家的“一人一票制”、“少数服从多数”就是真正的民主吗？就一定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正义的？
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是有重大缺陷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众容易受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煽动，出现群体无理性的状态。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也就是说，民众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物煽动或蛊惑，从而失去理性判断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公众面前发表富有激情的演说时，群体的情绪就会很快被点燃，做出非理性的、狂热的举动，一些政客、销售人员都深谙此道。
就像勒庞所说，群体既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也可以变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盲流。因此，多数人并不就代表正义。
其次，普通民众由于专业知识、认知能力的欠缺，很难对一些专业的公共事务做出合理的决策。
科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在公共事务中，很多问题都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知识，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然而，普通的民众，要么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要么在认识能力上有所欠缺，往往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决策上往往随大流。
例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在年到年之间，全世界只有10个人支持他的学说，而他也被视为异端，被教会活活烧死。
再比如，年，英国进行了脱离欧盟的公投。在公投结果公布6小时后，根据谷歌大数据调查的结果，英国人在网络搜索的前三大热门问题是“脱欧意味着什么”、“欧盟是什么”、“欧盟有哪些国家”这样的常识问题。试想一下，对这些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的民众，能做出什么样的理性决策？
再次，单独的个体具有短视性、自私性，往往不能从长远的、集体的利益考虑问题。
在一人一票制下，虽然每个人都拥有了相同的权利，却不需要承担对等的责任。当公众对一项对社会有着长远影响的事务投票时，人们往往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国家、集体的长远利益。
西式民主制度，很容易从民主滑向民粹，容易被那些对现实不满却又自私短视的民众所绑架。
年，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承诺修建高铁，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不赞同拆迁。
中国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重个人、轻集体，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大缺陷。可以看到，很多追求西方民主制度的多民族国家，比如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面临的结局就是国家解体。
我们再回到苏格拉底之死的事件中。当时雅典的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的法官群体是从普通公民中随机抽签决定的。
这些普通民众，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对苏格拉底的哲学知识也一窍不通，对他的申辩根本无法理解。
同时，没有任何法律来约束陪审团成员，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
总而言之，陪审团成员的审判就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也就无法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雅典民主制是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了多数人的暴政，是存在很大缺陷的。
18世纪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出过质疑：“同意某一主人的一百个人，又何以有权利为根本不同意这个主人的另外十个人进行投票呢？”
因此，一人一票制、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无法保证结果就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