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古希腊世界，甲邦通常会在乙邦选择一位公民照顾甲邦的利益，这位公民被称为“外交代理人”。有“客人-朋友”之意；前缀有“站在外邦人前面，亲外邦人”之意，表明城邦选择的外交代理人有亲代理城邦的倾向。
由于古希腊城邦没有一个长久的外交机构，外交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城邦间外交代表的角色，如斯巴达在雅典的外交代理人是一位雅典公民。这种情况颇似现代的
“领事”。古典时代有关外交代理人的传世文献和铭文材料与雅典相关的很多，因此我们对雅典帝国中外交代理人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且传世文献和刊刻的铭文表明，雅典的外交代理人的实际职能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雅典通过外交代理人建立了遍及地中海的互动网络，为其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梅格斯认为，外交代理人作为帝国控制盟邦的实质性工具在帝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论述雅典帝国能够维持数十年统治的原因时，戴维斯引用了柏拉图的话，“雅典统治着众多希腊人城邦，这些城邦在遭受波斯奴役之后仍旧存在着，雅典人在结束了波斯人统治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数十年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雅典在每个城邦里都有忠实可靠的朋友”。
戴维斯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霸权改变了外交代理人的性质，实际上重新把它制度化了。转变后的外交代理人成了统治的工具。外交代理人得到了保护、地位及权力，雅典人得以用一种低廉的、间接的、在外交上可以接受的手段让它的盟友循规蹈矩”。
沃尔班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雅典在很多城邦任命了外交代理人，这些外交代理人成为她控制盟邦的强有力工具”。雅典把任命外交代理人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项基本政策，当帝国遭受危机时，外交代理人又转变成了维护雅典在盟邦中权威的强有力工具。
古典时代的雅典既是“小”城邦，又是一个“大”帝国，它的外交代理人既具有古希腊城邦的普遍性特征，又有作为“大”帝国的特殊性。因此，雅典的外交代理人实际上延续了古希腊业已存在的交往惯例，但由于有雅典帝国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其外交代理人又有自身的特殊性。
“客人-朋友”是从荷马时代开始使用的希腊语词，
后逐渐演变成古希腊文化中热情好客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
“在用餐中招待神”是一个较为常见的主题，人们通过对一个谦逊的陌生人的热情款待来展现出美德或虔诚。这个陌生人其实是一个经过伪装的“神”，他有能力给人们带来祝福和赏赐，比较典型的如主神宙斯，因为时常装扮成陌生人给那些热情好客的人带来祝福和赏赐，故被称为“好客的宙斯”。
随着这些神话故事的逐渐流传，希腊人把建立“客人-朋友”友谊作为他们的基本习俗。事实上，虽然起源于神话传统，但作为人与人互动及与神互动的习俗“，客人-朋友”友谊逐渐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惯例。
从外交代理人所处的历史背景看，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的希腊，没有适用于所有城邦的标准国际法。由于宗教、贸易和赛会等原因，每个城邦都需要指定官方代表来处理跨邦际事务。也因为每个城邦把法院、法律和神灵的保护权留给了本邦公民，所以外邦被迫利用这个城邦的公民在法庭或公民大会上帮助他们处理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代理人逐渐由原来的民间交往上升为城邦间互动的重要媒介。一般而言，任命外交代理人的权力掌握在议事会或公民大会手里。然而，“斯巴达人不允许本国公民接受其他城邦授予的外交代理人的称号，因为斯巴达的外交代理人作为一种官职，其任命的权力掌握在国王手中”。
据传世文献记载，雅典最早的外交代理人出现在希波战争时期，然而保留下来的铭文显示，外交代理人出现的时间实际上晚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公元前年—前年冬天，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前年—前年在位）担任雅典的外交代理人和捐助者，但他当时在中希腊驻扎的波斯军队中为波斯统帅玛尔多纽斯服务。
在玛尔多纽斯的要求下，他前往雅典催促雅典与波斯单独媾和、缔结同盟。亚历山大一世不仅传达了玛尔多纽斯的消息，作为他们的朋友，他还建议雅典人顺从玛尔多纽斯的意见。但是雅典人拒绝了波斯人伸出的橄榄枝，并遣送亚历山大一世离开了雅典，他们不愿意伤害他，因为他有恩且保护过雅典人，是雅典在马其顿的外交代理人，是他们的朋友”。此为雅典外交代理人最早的文献记载，学术界对希罗多德记载的这段历史有过一些讨论。
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为希腊人反波斯侵略的领袖。在阿里斯泰德等人的倡导下，整合已有的松散同盟，成立提洛同盟，雅典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扩张了自己在爱琴海的势力。根据史家和铭文记载，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在爱琴海区域内任命了数位外交代理人。
这些雅典的支持者与雅典在海外建立的军事殖民地相辅相成，共同为雅典人的利益服务。诚如戴维斯所说：“雅典人把古希腊社会业已存在的朋客-外交代理人习俗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雅典霸权的建立，外交代理人也随之制度化了。”塞雷布里亚作为远离阿提卡的一个不太知名的城邦，在雅典向外扩张乃至称霸爱琴海的几十年中，不仅出现在雅典的纳贡体系里，还有数位公民担任了雅典的外交代理人。
雅典人也对这些外交代理人以优待，给予其某些特权。这表明，该城邦所在区域对雅典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地处黑海附近，扼守黑海和普罗滂提斯海的咽喉，对雅典从黑海地区进口粮食和木材等物资有重要影响。所以与这些地区的城邦保持友好关系，于雅典而言意义重大。
不仅在希腊大陆北部和黑海地区，在阿提卡半岛北部的彼奥提亚和中希腊，雅典也授予了许多城邦公民外交代理人身份。铭文记载，来自彼奥提亚地区忒斯皮埃城邦的四位公民被雅典授予外交代理人和捐助者身份，他们的身份还被他们的孩子承袭下来。
根据铭文内容，条款刻写费用出自公共开支，这些荣誉获得者还被邀请到市政厅共进晚餐。铭文中提到了其中一个外交代理人，名为雅典奈奥斯，华莱士据此推断，“此人的名字暗示了他的父亲可能是早期该城邦在雅典的外交代理人”。
因为古希腊人存在这样的习惯，父辈在给儿子取名时，会选择自己所支持或倾向的城邦，而且普鲁塔克提到过，客蒙在担任斯巴达外交代理人时，将其中一个儿子取名为拉凯戴梦尼乌斯，以表达自己亲斯巴达的意向。因此，从铭文中出现的名字可推测，雅典与彼奥提亚地区的城邦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联系。
同样来自中希腊地区的外交代理人，还有德尔菲城邦的一个家庭的父子三人。铭文记载，该城邦的“一家三口被雅典授予外交代理人和捐助者称号，条款公布在雅典卫城和广场的议事厅。因为他们被授予的荣誉，所以在雅典帝国范围内受到保护，一旦受到伤害，他们将有权获得赔偿”。
综上可知，如果外交代理人受到伤害或被杀，杀人者所在城邦要支付巨额赔偿金，这表明雅典对外交代理人的重视程度很高。雅典做出罚以巨款的规定，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外交代理人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出雅典在两邦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为雅典出台的代理人法令，其他城邦也需服从。
值得注意的是，在之前提到的外交代理人铭文或传世文献中，并未出现类似条款。外交代理人法令中出现巨额赔偿的规定，可能表明雅典帝国的统治出现了危机，这一规定的深层次目的可能是为了警示那些蠢蠢欲动、想要脱离雅典统治的盟邦。
结语
综上所述，外交代理人是雅典从阿提卡地区的蕞尔小邦成长为东部地中海海上霸主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一种外交制度。在古代世界，雅典帝国的建立有其特殊性，体现在雅典人深谙统治之道，善于利用古希腊世界业已存在的邦际惯例来为自己的霸权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雅典以武力征服的同时，充分利用他在盟邦中的朋友，更深入地将自己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司法思想渗透到盟邦中。然而，当雅典的帝国主义野心逐渐展露在盟邦面前时，接踵而至的是盟邦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反抗。雅典在宿敌斯巴达和波斯等国家的挑唆和鼓动下，统治集团内讧频发，帝国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