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理论对地区内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在解释地区间大国关系时存在明显不足。与同一地区内大国间发生的权力转移不同，不同地区大国间发生的权力转移几乎没有导致战争的先例。这源于权力转移理论本身的诸多缺点，尤其是其忽略地理距离这一变量。在同一地区内发生权力转移时，权力转移双方横向压力与安全困境较大，双方对相对实力和战争结果有不同判断，权力转移易于触发联盟连锁效应，战争易于爆发；而在不同地区间发生权力转移时，这三个机制相对较弱，虽然权力转移过程中双方龃龉不断，但战争爆发的概率较小。作者选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俄权力转移、—年的英美权力转移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美苏权力转移作为案例，使用卡方检验检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的相关性。依据修正过的权力转移理论，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权力对比变化将会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将长期采取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政策，两国将长期对峙，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一引言
权力转移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几代学者的发展完善，该理论已具备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权力转移理论再次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话题。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当崛起国权力趋近守成国时，两者发生冲突的概率大大增加。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变种，“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上由权力转移引发战争的案例，如拿破仑战争、英荷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认为中美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同时，权力转移理论也试图解释权力和平转移，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如何实现的。
然而，这一理论在解释力上具有较大缺陷。本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由其对地理距离的忽视所导致的。与许多以国家权力作为基本变量的国际关系理论相似，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考虑地理距离对权力转移是否导致战争的影响。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也未将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的具体因果机制理论化。因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最为直观的现象：几乎所有战争性的权力转移都发生于同一地理区域内；而几乎所有不同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如英美权力转移、美苏权力转移）虽然也伴随着双边关系的紧张，但大都以和平方式完成。随着近代大国权力投射能力、远程军事打击能力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很多学者都认为地理距离在解释大国关系上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性。那么地理距离这一因素是否仍能对权力转移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地缘因素对权力转移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其动力机制如何？本文将着力探讨这一问题。通过加入地理距离因素，本文试图增强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力，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变化。
二权力转移理论的渊源、内容及其批评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守成国受到崛起国挑战时，两国之间往往难以避免发生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而不论是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还是其批判者都鲜有提及地缘政治因素。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渊源与基本内容
早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在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层原因时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论述被视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早来源，被其他学者引申至其他大国关系。由于守成国和崛起国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矛盾，并有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有学者将二者间的紧张关系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近代历史学著作中不乏类似的叙述。爱德华·卡尔（EdwardCarr）提出了“和平变革”因“满足现状者”和“不满足现状者”的冲突而难以实现；“国际秩序运行”的假定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出来”的，而“随着这个国家的相对或绝对衰退，这一假定也被摧毁了”。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提出全面战争之后会出现喘息期，而后形势恶化，出现“补充性战争”，直至权力转移完成，新的体系建立。而A.J.P.泰勒（A.J.P.Taylor）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对欧洲均势产生冲击以及其具有改变现状意义的“世界政策”带来不稳定状态。
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年的《世界政治》一书首次系统阐述了权力转移理论，在接受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主张国家权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的同时，奥根斯基对均势理论的其他要素进行了批判，否定了将结盟看作国家增加权力有效手段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由工业化带动的内生性权力增长。
奥根斯基提出了6种权力要素：地理条件、资源、人口、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以及民族士气。然而，在实际论述中以奥根斯基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并没有提及地理因素。奥根斯基与亚采克·库格勒（JacekKugler）将国家的权力要素进一步确定为：（1）民族国家中能够工作和从事战争的人口的数量；（2）有效人口的技术与生产力；（3）政府体系动员人力以及物质资源的能力。两人共同构建了计算国家权力的公式，其主要衡量工具却没有体现这些因素，而是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权力转移》一书中，罗纳德·塔门（RonaldTammen）、库格勒、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Lemke）等人继承了《战争细账》中的权力计算方法，只是将国民生产总值改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地缘和地理因素淡出了权力转移理论。
与均势理论相反，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权力的分布是高度集中的等级体系，“国际秩序应该被想象为一个国家立于塔尖、许多国家位于塔底的金字塔的图景”。同时，“在国际规则中处于优势的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国家的国家能力不平衡时，和平能够最有效地得以维持”。“当体系内存在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支配国时，世界和平便得以维持。”而当崛起国即“具有主导国权力的80%或以上的国家”出现时，世界权力等级格局将受到威胁。如果崛起国是一个“不满现状国”，则可能主动挑起与守成国的战争。转移性战争爆发后，新的等级体系建立，世界回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除“中心体系”外，世界各地区亦存在等级秩序，而且“权力持平与战争的关系不仅适用于大国，亦适用于小国；不仅适用于全球体系，亦适用于地区体系”。
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在很多问题上并无共识。奥根斯基与库格勒认为崛起国的权力总量趋近权力成熟期的国家时，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有些学者或是认为战争在崛起国权力超越守成国权力之后最易爆发，或是认为战争在崛起国权力与守成国权力持平之时最易爆发，或是认为战争在崛起国权力占守成国权力的80%—%时最易爆发。奥根斯基认为快速的权力转移使各国无法适应，容易导致战争。有的学者则认为缓慢的权力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冲突机会，更易引发战争。有学者认为转移性战争的发起者一般是崛起国，但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转移性战争主要是主导国发起的预防性战争。如戴尔·科普兰（DaleCopeland）认为，崛起国可以等到其权力超越主导国，主导国则往往不占据时间上的优势而在崛起国尚未超过自身时发动预防性战争。权力转移理论的“凤凰效应”认为崛起国发动战争是不智之举，但并未说明这些国家为何选择这种政策。
权力周期理论学者如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lski）、约书亚·戈德斯坦（JoshuaGoldstein）、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等以及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科普兰等学者也都探讨了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问题，他们都认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较大，但并未使用“权力转移”一词定义其理论。本文将这些学者的理论视为广义的权力转移理论，而将奥根斯基和库格勒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视为狭义的权力转移理论。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权力转移理论，但主要参考了奥根斯基等学者对权力转移的定义和衡量。广义的权力转移理论狭义的权力转移理论都认为，崛起国和守成国互动过程中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概率很高，这一点也部分地被历史所证明。英荷战争、法荷战争、北方战争、英法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以至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争基本都伴随着大国间的权力转移。然而，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都鲜有深入地讨论地理距离因素。虽有一些权力转移理论者简短地提及地理距离的影响（如奥根斯基、库格勒和科普兰），但从未系统地将这一变量引入其理论分析。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所分析的战争性权力转移案例几乎都是同一地区内的权力转移，而唯一被经常提及的权力和平转移——美英权力转移——发生在不同地区大国之间。
（二）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
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者大多未触及该理论对地缘政治的忽略，其批判集中于其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二分法，或是通过增加其他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变量（如联盟、角色、经济相互依存等）修正权力转移理论。
许多学者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对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二元划分有很大问题，将某一国家简单地定义为现状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并不适宜。守成国并不一定是现状国家，崛起国也并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国家。冷战后，美国是守成国，但其“并未扮演一个‘现状国家’的角色，相反，它利用其优势地位扩大影响，加强了相对于潜在对手的势力，并处理具体的安全威胁”。金宇祥（KimWoosang）认为，权力转移理论侧重于内生性增长而忽略了联盟的作用。只有当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总体权力转移时战争概率才会增加。而通过适当调整联盟（解散或缔结联盟），权力转移战争能够避免。查尔斯·多兰（CharlesF.Doran）认为，当权力转移发生时，一国的权力资源和其现有外交地位产生张力，如果各国做出相应调整使其权力资源和国际地位产生新的均衡，则战争可以避免。
许多学者认为紧密的经济、社会、人文交往关系，共同的语言、历史、种族纽带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广泛合作等都能够缓解权力转移带来的体系压力，从而避免战争。朱志群认为，这些因素是英美间权力和平转移的重要原因。只要权力转移的双方不将对方视为严重威胁，权力和平转移便不难实现。此外，核威慑、内部制衡和软制衡等因素也有助于避免战争。大多数学者承认核威慑对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认为“拥核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几乎为零”。核武政治能够降低拥核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战争的概率。还有学者认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对抗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武力，它们可以采取“内部制衡（internalbalancing）”“软制衡”等方式避免战争。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者亦将这些因素加入其对该理论的批判。
从方法上，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理论缺乏历史研究，因此并没有论述该理论究竟能否被其所引述的案例所证明。此外，以奥根斯基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也在不断修正其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崛起国和守成国在权力持平阶段最易发生战争，并对两国权力比值达到何种程度时权力持平发生做出了定义，但并无突破性发展。
这些批评者的观点各有道理，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过于侧重分析特殊案例，这减弱了理论的概括性；（2）注重量化分析而缺少因果链条分析，如金宇祥关于权力转移与联盟之间关系的观点，这削弱了理论的详细性，无益于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更无益于因果机制的分析；（3）通过叠加有助于和平的变量来批判权力转移理论，以论证权力转移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如历史、文化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对于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和核威慑的可靠性，这减弱了理论的简洁性和杠杆力。
最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没有认识到，权力转移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地缘政治因素，没有系统论述地理距离对权力转移与战争爆发之间关系的影响。
奥根斯基等人对地缘政治因素的忽略有三点原因：首先，这些学者大都没有深入分析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的因果链机制。他们很少进行严格的案例分析和因果链机制分析。艾利森主要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了探讨，但只侧重于历史描述。科普兰的因果链机制分析较为完备，但他将美苏冷战与两次世界大战同归为“大战”的做法显然欠妥。美苏之间的权力转移虽然导致其关系数度紧张，但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正面的军事冲突。
其次，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在分析权力转移案例时，只挑选了-年处于“中央体系（centralsystem）”的大国进行配对，而未考虑“边缘体系（peripheralsystem）”国家。按照他们的划分，英、法、德、俄一直在“中央体系”，日本、中国和美国分别于年、年和年进入该体系，而影响有限的意大利却一直处于该体系中，奥匈帝国则在-年处于该体系中。这样的配对方法犯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几乎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崛起的过程，从而忽视了大多数不同地区间大国权力转移的案例。按这种划分方式，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甚至也被忽视。塔门和库格勒等扩充了权力转移的案例，将“边缘体系”的国家相互配对来分析权力转移的影响，但其涉及的地区间大国权力转移仍然只有英美一例。
最后，奥根斯基与库格勒选择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国家权力的原因是这一指标更加精炼，且其测量结果与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相差无几。这也与事实不符，因为按照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美苏之间于-年发生了权力转移并长期持平，年发生了反转，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却没有将这些时期的任何时段作为权力转移案例来对待。为解释为何美苏之间没有爆发权力转移战争而是维持了“长和平”，莱姆基等人强称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美苏之间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美国一直对苏联保持着巨大优势。
详尽的因果链机制讨论的缺失、“中央体系”与“边缘体系”的武断划分和权力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都使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忽视了地缘政治因素对权力转移的影响，忽视了地理距离对权力转移的结果的影响。当然，他们或许也默认近现代军事投射能力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已使地缘因素不再重要，因而有意忽略了地理距离的影响。
三地缘政治与权力转移理论
本文认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地理距离的作用，导致其在解释历史事件上存在严重不足，也无法对不同地理区域间大国权力的和平转移做出合理说明。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使是在军事投射能力大为增强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中，所有权力转移战争都发生在某一地区之内；而在不同地区大国发生权力转移时，即使会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但发生战争的概率极低。
权力转移理论学者鲜有论及不同地区国家发生权力转移时爆发战争的案例。为解释英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权力转移为何没有引发战争，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不得不放弃权力分析，而是引入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这一对似是而非的概念。国家能力综合指数数据库、苏联核武库的扩充、导弹数量的增加和太空能力的增强等迹象表明，美苏两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确实发生过权力转移，但这并未引发两国冲突。为解释这一现象，权力转移理论学者通过特定的衡量权力的方法，证明冷战期间美苏从未发生权力转移，将这一案例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
艾利森指出，近代历史上有16次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其中12次伴随着战争。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事例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大致囊括了一些重要的权力转移事例。从表1可以看出，与奥根斯基等人的案例分析类似，在艾利森列举的所有伴随着战争的权力转移事例中，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日之间的事例是发生在不接壤、位于不同地区的大国之间。但无论按照何种指标，美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力悬殊，并没有发生奥根斯基等人定义的权力转移。
当然，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频率相较同一地区国家之间要小。有学者指出，当争端发生地与争端中的一方或两方接壤时，战争概率大大增加；权力相近的两个邻国之间更容易发生战争。但是，这些学者没有将地理距离与权力变动相结合来解释在严重危机发生时战争与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实际上，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不乏位于不同地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年美英战争、年美西战争、年太平洋战争和年 等都是典型的位于不同地理区域间的重要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很难找到权力转移的迹象；相反，战争双方往往实力悬殊。当然，这些战争不伴随权力转移的事例并不能否定权力转移理论的有效性。但如果绝大多数发生权力转移的不同地理区域大国之间即使在具备重大利益冲突时都未发生战争，则权力转移理论解释这一类事例的效力将受到严重质疑。
那么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地理距离究竟是否会影响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呢？支持地缘政治持续性影响的学者认为，由于地理距离，一国不会对对方领土和缓冲地带的安全产生直接威胁。一国的战争意愿会因利益冲突地区与本土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两者的安全困境烈度比同一地区发生权力转移的大国小。此外，权力投射能力也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递减，尤其是当两国被巨大水体阻隔时。无论权力投射能力如何强大，一国政府都难以解释为何相隔遥远的地区值得该国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和士兵生命，也无法提升跨地区作战的本国军队的士气。按照这一逻辑，权力转移中不同地区间的两个大国即使具有重大利益冲突，亦不愿劳师袭远，与另一大国发生冲突。地理距离对权力转移的后果具有影响，不同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概率较小。
也有学者认为，近现代军事权力投射能力的迅速发展已使地理距离不再重要。按照这一逻辑，则权力转移双方地理距离对权力转移的后果不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则认为：地理距离会对权力转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同一地区内，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概率较大，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概率较小。
本文依据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中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列出自年以来主要大国和各地区主要大国之间所发生的权力转移，以观测地理距离是否影响主要大国之间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系。
国家能力综合指数虽然具有较大局限性，如其过于强调人口在国家权力中的影响、忽视科技在国家权力中的作用、用钢产量和能源消耗量衡量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容易夸大人口众多的前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权力等。同时，国家能力综合指数也无法显示一国是否处于分裂之中。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其国家能力综合指数却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这一指数仍然是当前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近两个世纪不同国家权力的数据。除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之外，其对各国权力的测定还是相对准确的，也能更恰当地体现一国在某一年的权力水平。因此本文依据这一指数测量各国权力。
权力转移是一种趋势，所以应该用较长的时间段来衡量。因此，与奥根斯基和库格勒一样，本文每20年对一对对象国家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比值进行观测。在这一对比值中，国家能力综合指数较小国家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值作为分子，另一国家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值作为分母，所得比值作为一个观测值。在此20综合年中，如果一对国家中实力较弱国家连续三年或非连续五年达到较强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的80%，或较弱国家国家能力综合指数超过较强国家，则认为两国之间发生了权力转移。由权力转移导致的战争应当与权力转移的发生有先后顺序。此外，由战争引起的权力转移不应被视为权力转移，以避免因果倒置。
表2为奥根斯基与库格勒整理的-年的主要大国。本文基本采用两人对大国的定义，将各主要大国之间进行配对，不再使用中央系统与边缘系统这一具有欧洲中心论特色的区分。另外，本文将观测时间提前至年，即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的起始年份。即使在大国中，具有地区间投射权力的国家并不多，只有年之后的英国和美国，年之后的法国和德国以及俄国尤其是年之后的苏联长期具有地区间投射权力的能力。因此，本文将把这些国家同其他与这五国不在同一地理区域的主要大国进行配对。
除主要大国外，本文还将选取某一区域或次区域国家能力综合指数位于前列的地区大国，将它们与各自地区其他大国配对，以观察权力转移是否会增加战争风险。本文对战争的列举亦使用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但仅将发生正面冲突的事例视为战争，只宣战而不发生正面冲突的事例不被视为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与德国）。
本文对地理距离使用了较为宽松的定义方法。在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被视为地理距离上临近，不在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则被视为地理距离上远离。本文依据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划定地理区域。该数据库将全球划分为西半球、欧洲、非洲、中东、亚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区。在这六大地区外，本文将不包括中美地峡的南美洲作为第七大地区。
本文共选取了11个地区的45个主要国家行为体（包括9个主要大国在内），按照以上规则观察它们之间的权力转移和战争次数。其结果为：在个观测值中观测到次权力转移，在这次权力转移中有30个观测值中发生了战争。通过皮尔森卡方检测得出（见表3），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在0.05显著水平上并不相互独立。因此，权力转移与战争爆发在整体上具有相关性。
然而，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没有考虑在同一地区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权力转移是否对战争爆发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次权力转移中，有88次发生于同一地区国家之间，其中28次在权力转移发生之后伴随着战争；而在不同地区大国发生的15次权力转移中，只有2次在权力转移发生后伴随着战争。也就是说，在地区权力转移中，有近1/3（31.82%）的权力转移伴随着战争；而在地区间权力转移中，只有不到1/7（13.33%）的权力转移伴随着战争，而且两例地区间权力转移战争（年日本入侵法属中南半岛时，法国已被德军攻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德战争宣战时，德国正在与苏联鏖战）的背景十分复杂，很难说是典型的权力转移战争。表4和表5说明，在地区范围内，权力转移与战争爆发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在不同地区强国之间发生的权力转移与它们之间战争的爆发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6更直观地说明，两个相关国际关系行为体是否在同一地区与它们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伴随战争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地区间的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联度较低，而同一地区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联度则较高。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将权力转移的门槛（崛起国超过守成国国力的80%始被视为发生权力转移）大幅降低，则地区间权力转移爆发的概率则会提升（如太平洋战争、 等）。在13次非转移性地区间战争中，有7次发生在两国国家能力综合指数比值在52%-70%之间，另有5例发生在两国国家能力综合指数比值在15%-38%之间，只有1例超过70%。
这些现象反映了权力转移理论的不足。权力转移理论之所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