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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学看重纸上的“文字和思想”，认为“技术是工具，教育本质不变”。互联网时代的新教育学，不仅要看到纸上的“文字和思想”，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从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广播电视到互联网，不同媒介技术建所构的传播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变革、知识生产和教育教学的影响。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重新定义了教育和人这两个概念；提出了一个媒介技术影响教育变革的逻辑框架；最后，借鉴布罗代尔的“时段论”，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时间尺度，建立起一个全景式的“互联网+教育”理论认知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教育育人目标、知识表达形式、教学场景、教育组织带来的变革。
：受教育公式、人、媒介技术、传播特征、社会传播结构、知识生产
：郭文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高等教育学博士（北京），
一、重新定义教育和人
二、媒介技术影响教育变革的逻辑和路径
三、媒介技术与教育变革：时段论的视角
新教育体系呼唤全新的教育理论思想，“两种分裂的知识体系”不能指导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一百年以来，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出现的“希望-失望”的怪圈，就跟这种分裂的认知体系有密切关系，急需开展真正对教育发展和变革有实质、持久影响的研究[19]。在重新定义了“教育”和“人”两个核心概念，建立了“媒介技术影响社会发展、教育变革的逻辑路径”之后，下面本文将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时段论”的分析框架，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视角，建立一个全景、完整的“互联网+教育”的理论认知体系。好的理论认知的作用在于，可以杜绝浅层次无意义的争论，突破现有的专业和行业壁垒，把人力和资源聚焦到正确的方向，形成上下游相互配合的数字化教育行业配套体系，降低一所学校、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信息化教与学成本。
法国年鉴学派颠覆与解构了历史学的编年史、思想史的研究传统，认为历史本身就包含不同的层次和结构，应该从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等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这里，短时段指具体事件；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长时段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长期不变或变化缓慢的结构[20]。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的事件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长时段的“结构”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21]。
比照布罗代尔的“时段论”框架，当下的教育信息化研究（无论是教育学研究者，还是教育技术研究者）还主要局限于“短时段”视角，用慕课、翻转课堂等“短时段”事件的成败，用技术是否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效率等微观计算，来讨论和争论“颠覆”学校教育这样的中时段、长时段话题，是一种本末导致的研究逻辑。
本文借鉴布罗代尔“时段论”，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角度，建构了一个认知和分析“互联网+教育”变革的理论认知框架。其中，（1）长时段指口传、手抄、印刷技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5种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人类历史上媒介技术的变革以数百年为单位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媒介技术保持稳定，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教育发展的信息表达和传播“结构”。媒介技术对知识产业、教育变革的影响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2）中时段指的是教育配套产业，即宏观的知识产业。在一种媒介技术构成社会传播结构中，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产业配套体系，对教育教学提供支持。在媒介技术发生变革，交易成本变化了以后，这个配套体系不可能短时间重构，因此制约了新技术的应用。等到打破印刷时代的行业配套体系，建立起互联网环境下新的行业配套体系后，信息化教学的优势才能凸显出来。（3）短时段指的是具体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教学流程，例如，19世纪初，在普鲁士出现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
1长时段：媒介技术与教育发展
郭文革（）对人类历史上从口传、手工抄写、印刷技术、到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教育变革进行了梳理。本文结合她的论文和传播学的其他研究成果，从长时段视角，用时间轴的方式描绘了媒介技术和教育史的关系，如图6所示。
图6长时段：媒介技术与教育变革
这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显示了媒介技术与教育的两个重要关系。
1）希腊罗马文明、近代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这两次西方历史上重大的文明发展，都处于媒介技术变革时期。
在希腊人从口头语言向手工书写的媒介技术变革中，诞生了希腊罗马文明，并进而导致了教育的重大变革。希腊字母文字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年左右，希腊人整理了口传的荷马史诗，并雇佣奴隶，用手工抄写方式首次出版了《荷马史诗》；到公元前年（苏格拉底去世的那一年），雅典已经出现了一个手抄书的交易市场[22]。以公元前年为分界线，由于产业配套体系和成本的影响，苏格拉底采用的“教育技术”，是口头语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教育技术”，变成了希腊字母文字、莎草纸和手工抄写。苏格拉底是口语时代的最后一个思想大师，他的思想幸运地借助书写媒介，传承到今天。手工出版物的大量出现，为阿卡德米学园、吕克昂学园等新型学校教育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
15世纪中叶，由于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欧洲迎来了从手工抄写到机器印刷的媒介技术变革。印刷技术包含两项重大技术变革：一是中国的造纸技术于12世纪传入欧洲，一改中世纪羊皮纸匮乏昂贵的局面，为欧洲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书写、传播技术条件。二是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提出，对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要分两段看[23]，前半段依赖人造纸和手工抄写；后半段依靠印刷机大批量发掘、印刷希腊、阿拉伯典籍。所以，“在印刷术出现一百年以后，手抄书时代遗留下来的多种形式的地图和乱麻一团的纪年史才清理出头绪，资料才得到再加工，统一的资料整理才得以完成”[24]。在印刷出版《圣经》过程中，对古三语版本的研究中，诞生了词典、字典、索引等新的知识产品。德语、英语等通俗语《圣经》的翻译出版；宗教改革，哥白尼革命、报纸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的出现等，在欧洲迅速形成了一种印刷产业分工、配套体系。班级授课制和现代学校制度就是在印刷技术变革（长时段）、印刷出版配套体系（中时段）的环境下出现的。至于她首先出现在英国、还是出现在普鲁士，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对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创新来说，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印刷机的发明，而不是那一场战争。
2）育人目标的演变
本文开始利用传播学模型，解释了“阅读”的涵义。模型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编码”和“解码”。这里的“码”指的就是不同媒介技术所包含的口头语言、文字、图片、视频等表达符号体系。文化素养中读、写这两种最基本的学习行为，其实就是传播模型中的“解码”和“编码”。从编码和解码的角度来看，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广义的“阅读”经历了几次变革。
第一，能听会说。听就是对口头语言的“解码”；说就是用口头语言表达（编码）。今天，很多人把柏拉图时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马丁路德之后的人才培养目标，等同划一为同一种：读和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希腊时期最高层次的学校是雄辩术学校，目标是培养具有很强的演讲能力的辩护师，其主要采用的表达符号是口头语言。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与希腊当时的社会传播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在雅典的图书市场上已经可以方便地买到一手、二手的莎草纸卷。然而，由于莎草纸主要从埃及进口，受到尼罗河沿岸莎草产量的限制，供应不足；其次，手工抄书的速度慢效率低，阅读物的供应量也受到局限。在这样的媒介技术环境下，读和写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活动，大量的社会事务仍然依赖口头语言作为交流媒介。所以，培养听说能力，是希腊时期教育的主要人才培养目标，也是当时Literacy的主要涵义。
第二，能读会写。15世纪印刷机的发明，使得图书和纸张（书写材料），变成了普遍易得的东西。马丁路德号召教徒自己读圣经，这可能是大众化识字文化的开始。报纸等连续出版物的出现，大大改变了社会传播结构，使“读和写”成为参与社会生活、开展远距离贸易的一项基本技能。现代学校制度的出现，推动和普及了读写技能，以印刷技术为背景的“读”和“写”，也成为文化素养的基本标志，成为Literacy的公认内涵。
第三，互联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digitalLiteracy。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特别是随着移动通讯工具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已经从纸媒介转向了数字媒介；表达知识和信息的符号系统，也从单纯的文字图表变成了包含文字、声音、图片、动画、视频，游戏等多种符号表达体系，以及结构化、交互化的内容表达结构。虽然考试仍然主要依赖纸、笔和手工书写；学校为了管理的缘故，也经常不许学生使用电子通讯设备；但是从教育的出口来看，数字化表达、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人才市场招聘员工的基本需求，DigitalLiteracy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基本的人才培养目标。只有在信息化的教学环境下，才有可能培养digitalLiteracy这类教学目标。
2中时段：教育配套体系——知识产业的整体变革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今天关于教育信息化的很多争论，本质上不是关于技术与教育关系的争论，而是站在“印刷技术环境下的教育”的立场上，对“互联网教育”探索的质疑和批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信息化教学效率和效果的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在信息技术教学方面的投入，往往费时费力，但没有显著的效果。其实，这两者之间，隔着一个“产业配套体系”，不能直接做比。从15世纪以来在印刷技术环境下，关于教材的编写、出版，以及使用教材教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相反，目前的互联网教育变革，还处于打破印刷时代旧的分工配套体系，形成互联网环境下新的产业配套体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产业配套体系的支持，一个老师无论开展微课教学、翻转课堂，还是在线教学，都要从自己录视频开始，这样无疑增加了每一个人的低层次、重复劳动量，导致教育信息化投入增加了教师工作量，但又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
由此可见，建立互联网时代的教育配套产业体系，对于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对产业配套的观察和分析，也需要教育研究者突破原来“狭窄”的学科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