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前2年，马其顿在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大帝父子两代君王的治理下迅速崛起，不仅征服了希腊城邦，结束了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由于波斯外交手段的推波助澜而陷入的混战不休局面，更是在随后建立了科林斯同盟整合希腊城邦，以“希腊”之名发起远征灭亡了搅局者波斯，在不断的征战中缔造出一个庞大的帝国。
因此，这一时期可视为马其顿的崛起与征服时期。
这一时期的马其顿作为一个兴起的强大势力，在希腊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类情境的出现可视之为“希腊”概念发展历程中强势崛起的马其顿王国同希腊城邦的一次碰撞式交流，是“希腊”文明的边缘地区对核心区域的一次征服。
雅典的文化威望于雅典方面而言，科林斯同盟建立的理论基础为伊索克拉底提出的泛希腊主义与“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身份认同观念。具体看来，泛希腊主义强调了对立的“蛮族人”这一共同点，而“希腊人”“马其顿人”与“蛮族人”的身份划分则对应了各自的制度及其生活区域。
但进一步设想，虽然这些理念符合了雅典与马其顿的利益，但伊索克拉底的倡议为何能够得到马其顿国王的采用？确切来说，为何他的倡议会被马其顿国王所知晓？又为何能在希腊地区得到广泛响应？一个主要原因是雅典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已称得上是雅典的文化威望。
雅典文化威望的确立过程大体如下。希腊人的思维特点为对立性地看待事物并进行对立统一地思考，他们的世界观分为了自我与他者两方面的概念。因此，在希腊人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希腊人-蛮族人”的两分是他们从古风时代起就围绕自我与他者两方面进行建构的产物。
两者对立，同时统一于希腊人对于所处世界的认知中，对他们而言，希腊人和蛮族人就是全部的人类。古典时期，“希腊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已经过了较充分的发展，其成果以希罗多德对希腊人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它常为学者所引用而被视为经典。
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血缘谱系（多为想象中的共同祖先）、语言、宗教、品性等因素被希腊人选取并用于对“自我”概念的界定中，确立为“希腊”身份认同的标准，他们以此向斯巴达人表明了雅典绝不会同波斯结盟去奴役希腊的决心。随后未投降波斯的希腊城邦以斯巴达为首（战争后期雅典才掌握了领导权）组建了希腊人联盟同波斯作战。
而研究者对于史料的解读应不止于史料本身所传达的内容，史料的生成语境同样值得注意。在希罗多德进行《历史》的写作时期，希波战争已经结束。
希波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一方领导力量之一的雅典以雅典同盟的建立宣告了希腊人联盟的解散，随后又将雅典同盟发展为雅典帝国。随着雅典国力的强大，她在扩张霸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于希腊广为传播。
因此希罗多德在写作中通过雅典人之口道出对整个希腊族群的定义，这一行为本身除了是对往昔历史的忠实记叙外，从写作手法而言也是对雅典人英勇抗争的领导者形象的刻画，不禁让人对该时期雅典的文化威望产生联想。
具体来看，雅典帝国时期，雅典成为希腊世界主要的商业和教育中心。阿提卡文学占据了当时希腊文化的主体地位，阿提卡散文是现存唯一有完备记录的散文，历史学家泰奥庞普斯虽然出生于伊奥尼亚地区的开俄斯岛，却是以阿提卡方言进行写作，因为阿提卡方言作为文化辩论和学说阐述的国际用语成为了希腊语世界的典范。
而在帝国内的雅典人同作为臣民的伊奥尼亚人的交流中，由于雅典人在文化方面占据的主导地位，阿提卡方言也产生了变化，这种形式上部分伊奥尼亚化的阿提卡方言被称为“大阿提卡”方言，作为帝国内商业和行政方面的标准书面用语而于帝国内外广为流传。
雅典的文化影响力于当时是明显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盛赞雅典人素以聪明著称于希腊人中。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更是借伯里克利之口说道：“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
至伊索克拉底时，雅典的文化底蕴给了他以底气，使他在演说辞中能够宣称“我们的城邦在思想和演说方面远胜于其他人，以致她的学生成为了世界其他地方居民的老师。她让‘希腊人’的名号不再意味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慧之名更适用于那些与我们受过共同教育而不是具有共同血缘之人”。
在伊索克拉底的阐述中，雅典的教育已被雅典凭借其文化威望抬升为了希腊认同的主要定义标准。伊索克拉底的这段定义既是对雅典文化影响力的诠释，又被视为希腊认同由族群标准向文化标准转变的宣告，同希罗多德的定义一道被视为对希腊性的标准阐述而广为学者所引用。
而在作为对立面的“他者”标准的确立中，作为“他者”的“蛮族人”形象的刻画也一直处于雅典的话语体系下。
虽然“蛮族人”的概念起初由古风时期小亚细亚地区的伊奥尼亚人提出，但在希波战争之后它才作为大宗产品由雅典人进行制造，两者分别作为其发明者和发扬者共同构成了经典蛮族意象的创造者。
自公元前5世纪以降，希腊人在意识形态上同蛮族人进行两极分化的塑造就已充斥于艺术品与文献之中，戏剧成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世界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
戏剧、演说、史书、诗歌，它们的影响范围遍及平民到贵族，潜移默化之中，“蛮族人”形成了一套刻板的印象：同希腊人天然对立且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无礼、忘恩负义、渎神、背信弃义、软弱且战力低下、离开了僭主统治都无法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而作为战败者的波斯自然成了雅典大力建构的东方蛮族意象原型。
雅典以此作为基础塑造了希腊人关于东方地区与民族的认知，以至于在他们以往所建构的“他者”，如特洛伊的形象刻画中都染上了波斯的底色，连以往（即公元前7—前6世纪）在希腊广泛存在过的僭主的形象在这一时期也同对波斯的支持联系在了一起。
雅典对蛮族人概念的大力宣扬及其内涵的重新定义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偶然，这一举动实为雅典巩固自身的民主制度与爱琴海霸权的地位而进行的宣传。
在雅典所长期宣扬的这样一套话语体系下，希腊人形成了本族之外皆蛮族的“他者”的认定，并发展出希腊人优越于他者、希腊人统治蛮族人的行为理所当然的霸权观念。希罗多德称赞雅典人以聪明享誉于希腊人之前，便赞扬希腊人自远古时代便以智慧和自主有别于异族人的愚蠢简单。
雅典的文化影响力是深远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阿提卡的悲剧作家是荷马的完美继承者和完善者。当他在否定战争作为一种强迫奴役的手段不具有合法性的同时，也认为人天生有别，希腊人天生就是尊贵者，享有绝对的自由，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
而自由对于蛮族人则是相对的，蛮族人本性上就是奴隶，即使在他自己的国度能够享有尊贵身份。他进而引用了忒奥德克特斯剧本里海伦的台词对这一点进行了表明：“双亲皆出于神裔，谁得辱呼我为婢？”。
处于城邦危机时期的伊索克拉底则是这一理念更为忠实的信奉者，在他看来，蛮族人比希腊人拥有更为庞大的财富是种耻辱，希腊人不能打败蛮族人更是令人诧异，因此他提出“赫拉克勒斯的后裔”“阿尔戈斯为其祖国”等说辞强调腓力二世的希腊人身份，并宣扬远征特洛伊的光荣壮举劝谏腓力二世通过领导希腊远征波斯的方式进行效仿。
因此，当雅典建立的帝国瓦解，于内无法平息城邦纷争，于外无法抗衡波斯的外交搅局，而北方的马其顿又迅速兴起，深陷虎狼环伺之局时。
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所谓亲马其顿势力意识到了雅典在文化上的威望，企图充分运用这一优势，引马其顿之手消灭波斯，以此驱虎吞狼作为解决办法。“希腊人-马其顿人-蛮族人”的三分法身份认同由此而成。它的出现是雅典在面临马其顿的征服威胁与波斯的外交搅局这类情境下，运用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对族群认同的话语建构。
它的目的不同于德摩斯提尼为代表的所谓反马其顿势力，他们坚持“希腊人-蛮族人”的身份划分，将腓力为代表的马其顿王室与马其顿人一并视为蛮族，希望由此联合希腊城邦击退马其顿对于希腊局势的干预，以恢复雅典在希腊城邦中的霸权。
它由伊索克拉底提出，同他宣扬的泛希腊主义一起，成为号召马其顿入主希腊并领导希腊城邦联合远征波斯的理论基础。
他们希冀马其顿接受这一理念并据此理念来治理所征服的希腊城邦，毕竟若马其顿接受这样的划分并将其推广于征服地区，既是对雅典在希腊认同建构方面的话语统治力的认可，更是对雅典自希波战争后所致力于营造的“希腊人-蛮族人”天生对立，希腊人统治蛮族人天然合法此类扩张理念的延续。
由此达到雅典目的，她企图自身为马其顿所征服后仍享有马其顿征服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从两者的本质来看，无论是反马其顿派还是亲马其顿派，他们对于马其顿王室及其马其顿人的身份划分并非纯粹的排斥或接纳，他们所提出的方案都是自身作为族群建构主体，根据所处形势对自身城邦即雅典的利益的一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