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对待侨民的政策，是雅典国民品格形成后，基于雅典城邦的自身利益而制定的。其特点是，但凡有利于雅典发展的，雅典都会从法律制度层面作出相应的修改。因此，雅典四所伟大学校的开创者有两个都不是纯正的雅典人，他们常年在雅典客居，在雅典去世后，雅典人民鉴于其在文化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其崇高的荣誉。其中，尤以漫步学派的学者为代表，在流芳后世的漫步学派成员中，只有两位是雅典人，其他都不是雅典人。
一、侨民在雅典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与其后的忒俄弗拉斯特斯都不是雅典公民。后来的忒俄弗拉斯特斯去世后，“所有的雅典人出于对这个人的尊重，都步行为他送葬”。作为廊柱学园的开创者基提翁人芝诺，在雅典去世后，雅典曾通过法案，授予其金冠的荣誉，并修建墓地，所有费用由雅典政府支付。
拉尔修记载的法案部分内容如下：“基提翁的芝诺在本城邦献身哲学多年，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位良善的人；他规劝那些前往他那里受教育的青年人追求德性和节制，鼓励他们朝向至善；他以自己的生活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因为他在各方面都真正做到了与他本人所给出的教导保持一致。鉴于其德性和节制,我们决定……依照法律授予他金冠，并用公款为他修建墓地……区文书应将该法案镌刻在两根石柱上，并容许他将一根柱子立于阿卡德米，另一根立于吕克昂。城邦行政官员负责分派石柱所需的开销，以便所有人都知道雅典人尊崇善人，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死后。”
由此可见，雅典人对德性的崇尚和典范的树立，是以“德性”本身为衡量标准，而非公民身份，这显示出雅典的理性、开放与包容。
在雅典城邦，雅典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层面的各种大型体育和戏剧节竞技盛会，而外邦人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参与雅典的文化生活。在雅典，公民广场、体育馆、竞技场是城邦公民和外邦人都可以经常聚会的地方，公民和外邦人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辩论、交流，修辞与哲学学者以及其他的智者们在这里演讲授课，各个年龄阶段的公民来这里，进行各种交流。
作为外邦人，即使不能亲自参与雅典的政治文化活动，不能亲自代表雅典参加体育赛事以及文化赛事，但是客居侨民也可以站在一旁听讲，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古典时期的雅典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它吸引了来自地中海地区、向往智慧的人们前来学习、停留，雅典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赛事，激励他们积极靠拢，并以此为标准规制自己的成长。客居侨民的加入，推动了雅典文化的繁盛。
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地的演讲》中毫不夸大的说道，希腊是是全世界的老师，而雅典是全希腊人的老师。而柏拉图的好友，著名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中，如此说道：“外面的城邦在智慧和口才方面把别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使它的学子成为外族人的教师；它使‘希腊人’这名称不再作为‘种族’的代称，而作为‘智慧’的代称，而‘希腊人’一词则是用来称呼受过外面教养的人的，而不是用来称呼同种族的人的。”
这样对国家自豪是自然的，因为雅典人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摸索出了一条国家建构之路。从对国民精神的规训塑造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摩尔根认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以及人对社会秩序建构的积极活动，因此“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善于思考的雅典人，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在对其国民精神的塑造中，到伯里克利时代，已经形成后来人们定义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成为那个时代希腊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希腊文化品格。
雅典在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探索，以及它对待侨民的态度，为其文化灿烂奠定了基础。它使得人类在以城邦为国家形态的制度内，实现了一种动态均衡的发展。正是这和平、稳定的环境才能促使艺术、文化、教育等在雅典社会自然生长。
二、雅典的奴隶与外邦人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有灿烂的文化成就。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具有稳定且充足的物质生产能力，才有可能允许一批人脱离繁重的物质生产，从事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研究等精神活动。对于古希腊学园而言，亦是如此。
古典时期，雅典与当时希腊其它城邦一样，根据社会身份不同，可将城邦人口分为公民、外邦人和奴隶三种。对雅典公民而言，他们以从事政治活动和享受闲暇的生活为荣耀，对各种物质生产工作则嗤之以鼻。如古希腊将军以及历史学家克塞诺丰曾经直接了当地表达这样一种鄙视劳动、蔑视商业的态度：“卑贱的工艺，为文明社会所不齿，并非没有道理；从他们那些被迫坐在那里或愁眉不展或整体卷缩在火炉边的工人和督工都一样的身上看到他们肉体的腐化。
紧随着肉体的衰竭，就是灵魂的枯萎，而这些卑贱的工艺占去从事者的时间，使其无暇顾及友谊与国家”。克塞诺丰的这一态度的确代表了古希腊大多数人的态度，尤其是代表了雅典城邦公民的态度。作为城邦公民，他们是不屑于参加具体的物质生产、商品贸易以及各种金融活动的，他们认为从事艺术、政治以及探求真理的哲学活动才是体现人的德性的生活。
与之相对应，雅典城邦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奴隶与外邦人。是奴隶和外邦人用辛勤的双手托起雅典的经济繁荣；是奴隶和外邦人用辛勤的劳作，为雅典公民提供了闲暇的可能。具体而言，奴隶与外邦人基于自身条件之不同，亦有不同的分工。
对奴隶而言，由于出身低贱、能力有限，多从事体力劳动，即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在雅典，奴隶就是“一件财物，跟动物、工具、金钱、地产差不多。”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就是有生命的工具。在那个时代，“奴隶是毫无特权的阶层，其依法受到保护的唯一权利是被人杀害时，杀人者必受惩罚。”
根据学者艾伦伯格的统计，到公元前年，雅典城邦人口在21.5万到30万之间。真正的公民只有3万到4.5万，奴隶的数量在8万到11万之间。换言之，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奴隶数量约占整个城市人口数量的一半左右。正是有了这些奴隶的辛勤劳作，才有了雅典城邦公民的闲暇时光。
在乡村，奴隶主要被用作于农业生产，用于地中海气候的特殊性，奴隶们通过栽种葡萄与橄榄为奴隶主换来谷物；在城市，奴隶活跃在各手工作坊，从事纺织、冶铁与陶瓷等行业，为奴隶主创造大量利润。由于奴隶的存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加之雅典城邦公民又不屑于从事具体体力劳作，由此获取以及维持一只庞大的奴隶队伍无论对于雅典城邦还是雅典公民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移民而言，其是雅典城邦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尽管外来移民没有公民权、依旧需要缴税，但其认为经济机会要比政治自由重要得多，其在雅典城邦有大量的机遇与可能。与普通的奴隶不同，外来移民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外来移民从事商人、银行家、经理、零售商与艺术家等的职业，因此可以将外来移民称之为雅典城邦的中产阶级。
外来移民对雅典城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奴隶更多的是为雅典城邦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话，那么外来移民则更多的是为雅典城邦提供财富与金钱，尤其是为雅典提供了大量军费。“外邦人还必须服兵役，纳税：每个外邦人必须交外邦人税，每年12德拉克马，女性减半；如果他们足够就得跟公民一样，交财产税和公益捐，轮到自己就得交。他们只有通过另外一个叫‘平等贡献权’特权才能免外邦人税，跟公民一样只用服兵役和交财产税。”
雅典对外邦人的做法，在那个时代中各个城邦大抵相似，但雅典可以吸引很多外邦人常年定居，是因为雅典对外邦人商业活动的平等，他们具有个本地公民平等的竞争地位。据说，只有一项限制是，“他们要交一笔特别的费用，即‘非公民摊位费’，才能在市场上做买卖。”雅典公民视经济活动为低下的，但是认为农业是农民的体面的营生，而制造业则被视作低贱，雅典有一条特别的法律条款，“根据该条款，当公民在阿哥拉市场当众被叫做‘商贩’，他有权告对方诽谤罪。”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活动的很多外邦人在雅典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根据史料记载，“据说雅典最大的企业是一家盾牌制造工厂，有名左右的奴隶，业主为吕西亚斯及其兄长波雷马科斯，都是外邦人；雅典公元前4世纪的首富是银行家帕西翁，他由奴隶变成外邦人，晚年终于获得了公民身份。”
总结
雅典城邦的奴隶制经济并非仅仅由奴隶和奴隶主构成，其中还有大量的不具有公民权仅仅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外来移民组成，是他们一起为雅典城邦创造了巨额财富，从而为雅典公民的闲暇生活创造可能。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宏观层面的贡献之外，奴隶对学园的兴起与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奴隶的劳作为雅典城邦乃至希腊学园提供了经济支持；另外一方面，奴隶由于长期追随学园的老师与学生，也间接地参与了学园的某些管理与后勤工作，为学园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一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