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伦理上的中庸

前言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分别是东西方先哲,在同一时代并且都提出了类似的“中庸”思想,这很神奇也很有意思。两种思想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分析这些,找出他们的互补之处,这对于两者、对于政治伦理都是有着一定的思考性和意义的。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在两种治理方式德治和法治中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伦理上的“中庸”思想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中庸”思想的共同之处

1.从时代背景的视角来看

在秦代以前,社会极其不稳定,因为是处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所以时局混乱动荡、争霸战争不断,秩序全面失控。为此,诸子百家纷纷出谋划策,以寻求政局稳定、天下太平。在这百家争鸣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运筹帷幄,用儒家思想干预政治以求得统治,所以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思想,以便解决犯上作乱的大逆不道、使所有人的行为合理,然后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秩序。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背景类似于同时期的先秦时期,当时希腊诸城邦相互对立,各城邦、各奴隶主、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都有着激烈的斗争,矛盾尖锐、政治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氏提出了中庸伦理,希望通过它来稳定政局,以实现“人人用中执中,以立有序”的政治统治。在他的观点中,中庸是至善、是美德,所以亚氏特别主张中庸论,并且有理性的人都在追求“中庸”这个目标。他的看法是每个人如果遵循中庸之道,就会成为理想的道德之人,由这些人来统治城邦,就能很好地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统治秩序。人人以中道为善行德,就会是一个有序安定的政治统治,就会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2.从阶级立场的视角来看

在孔子看来,“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之无忌惮也”(《中庸》)。从这里可以知道,孔子认为君子是仁爱的、无私的,能随时随地对所有人都可以做到适中;而小人对立于君子,拉帮结派搞小团体肆无忌惮地作乱,背离了中庸之道。作为古代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其代表人物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认为只有少数人能拥有中庸之道,绝大多数人是无缘于此的。这样看来,小生产者、奴隶等社会底层阶级就是所谓的小人,他们实质就是被统治者,没有具备中庸美德,而在统治者这里,中庸之道是其统治武器。照这看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便很明显地体现中庸在君子和小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那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与孔子一样,亚氏中庸观也是为其政治观服务的,中产阶级政治论便是证据。他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每个公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善”,例如锻炼身体是为了追求健康、做生意及工作是为了追求财富、参与政治是为了得到权力、做好人好事是为了得到荣誉等等,这些健康、财富、权力和荣誉都是“善”的东西,会使得生活状况整个的美满如意,也就是所谓的“幸福”,“善”即是“幸福”。而每一个公民的幸福构成城邦的“善”,这是最高的善,有了城邦之善才有个人之善。在亚氏看来,由中产阶级掌握权力的城邦是最好的善,因为中产阶级拥有中庸这一美德,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过,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拥有适度的财产,不会像富人那样狂妄暴戾、也不会像穷人那样贪婪无知,而是会利用理性去解决问题,在行为优良且合乎德性的活动中表现中庸,最终使城邦变得善的。

(二)孔子与的亚里士多德之“中庸”思想的不同之处

两位先哲处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东西方,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很多的差异,无论是社会背景还是政治经济背景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的思想文化,毫无疑问,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也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

1.从终极目标的视角来看

“天人合一”“致中和”,是孔子的中庸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礼崩乐坏、社会混乱动荡,是他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为探索一个平衡点,实现社会稳定、达到天下太平,孔子的“中庸”的思想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选择。因其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所以使得儒家思想顽强存在、屹立不倒,并且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居于正统地位。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公民的善(幸福)是中庸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人是最重要的,做中庸等诸如此类的道德行为只是追求幸福的手段。这样一来,虽唤醒了人们追求幸福、自由、民主生活的意识,但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那最终必然导致更激烈的社会矛盾。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存在某些空想意味。

2.从政治统治的方式来看

孔子不仅把中庸看作是伦理之“礼”,还把中庸看作道德之“仁”,因而在政治统治方式上提倡的是德(礼)治。根据上述我们知道,“用中”相当于“仁”、用“礼”,所以中庸的内容即是“仁”,“仁者爱人”,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高尚品德。由此看来,孔子的中庸所强调人的中庸行为不是法律上的,而是道德上的利他行为。区别于孔子的德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反而更注重的是法治思想。他的中庸伦理观与民主政体有很深的联系,并且把中庸德行与法律接洽在一起是它的一个主要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渊源。根据亚氏的看法,法律在中庸的标准乃至人们对中庸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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