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亚里士多德的功劳在于将自由概念深深地植入政治思考中，他的这一功劳与认为人们在原则上不平等的偏见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少数人在城邦里是政治上自由的，大多数人则是不自由的。这一偏见的阴影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自由”的政治概念，并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一直与后者如影随形。
甚至我们今天的政治思考往往也不能无偏见地处理“自由”概念。20世纪的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打着“自由”旗号的政治罪行，人们只需想想越南战争。自由的社会似乎具有不受限制的许可，让人们自己觉得比不自由的社会更好，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文化中没怎么被深究的感觉。自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民主政治的概念，而是一种统治关系的特权象征。
自由世界是特权人士的公共空间，这一空间与其余阶层严格划界。妇女和奴隶在古希腊家庭的私人世界中劳动，这是一个不自由的世界。此外，雅典的妇女只被允许在公共场合以头纱罩发的面目示人。她们并不是自由的主体，而是男人的财产，没有头纱是“不体面的”。几百年后，这种强制遮头之风由希腊和罗马帝国传播到阿拉伯文化圈。虽然人们在古老的东方世界里也能找到遮头的证据，尤其在《旧约》中。但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女性大多是不遮头的。
在阿拉伯世界，妇女的强制性遮头始自8世纪由倭马亚家族建立的哈里发帝国，这次不仅仅是遮头，连面部也要遮住。妇女的遮面如同“自由”一样是希腊式的。柏拉图将那些据说像男人一样赤身裸体做运动并且作为女战士守卫城邦的女人，安排到理想国去做女性护卫者，而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没有人天生是奴隶，这一思想似乎是亚里士多德难以接受的。
许多古希腊人曾固执地认为，男人在本性上就比女人优越。然而，奴隶的本性是什么？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因为战争或者厄运而成为奴隶吗？是什么让亚里士多德如此确信男性奴隶没有理性？奴隶没有理性这一点是不容易论证的。对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奴隶像非希腊的外邦人和野蛮人一样，没有城邦。谁没有城邦，就表明他仅仅部分地而不能完全作为政治动物发挥其作用。他没参与建构现实的共同体。这当然是残缺理性的特征！
现在人们可以问，作为主人财产的奴隶在没有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参与建构一个城邦？谁又能断定野蛮人不曾建立起与古希腊城邦一样的邦国？但是亚里士多德远没有这种历史视角。他宁愿将女人、奴隶和野蛮人看作特定的动物种类，他从他们的行为出发来推导其本性。与以这种奇特的、非历史的眼光考察人类相应的，是以同样非历史的视角考察城邦。亚里士多德显然并不想知道，即使具有高度理性的希腊人也会在某个时候无法生活在他所熟悉那种城邦中。
他同样视而不见的是，他在哲学创作的巅峰期已然经历的这一事件，即腓力二世征服了独立的雅典城邦并将其并入马其顿帝国！因为他父亲和他太子老师的身份，亚里士多德与这些野蛮人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而他们通过剥夺其自由摧毁了被亚里士多德永恒美化了的家园。历史的维度是如此惊心动魄——尽管不是城邦形成的维度，而是其消逝的维度……家庭经济与金融经济古希腊的自由男性对妇女、奴隶与野蛮人的统治合法性在哲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为人的不平等进行辩解。如果对于女性和奴隶的压迫没有让像亚里士多德这般伟大的人物遭受名誉上的损失，那么直至19世纪那些相对渺小的人物在这一点上也就没什么好羞愧的了。亚里士多德为私有财产所做的辩护，在影响力上与他对人的不平等的论证不相上下。与柏拉图不同，他不仅不赞成妇女在权利上的平等，而且也不赞同让年幼的孩子与父母分离，以及共产主义式的共同财产理念。
在此，他的论点绝不是哲学的，而是冷静清醒而实用主义的。父母宁愿将他们的亲生孩子托付给他人，这在生物学的视角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并且也无法为国家所接受。倘若如柏拉图建议的那样，财产为所有人所共有，那么最终就没有人会自觉为这些财产负责。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早已正确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缺陷。“主要有两样东西唤起人们的关心与爱：自己的东西以及对它们的保护。”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已经明确了财产使人幸福的观点，他说：“以与他的财产相称的方式建造他的宅邸（因为一幢建筑也是一件装饰物），首先把钱花在恒久存在的事物上（因为这些东西是最美的），并且在所有情形下都注意要适度，这些都属于了不起的事。”尽管挥霍与骄恣是为人所指摘的缺陷，但是适当的财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绝对有助于开展有德性的生活。此外，追求物质财富的愿望有利于总体的国民经济。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一个段落给出了相关解释，这一段落被公认为经济理论的开端。但此时它还不涉及像我们如今的经济学那样对经济运行周期和运作规则的中立描述。它具有哲学意义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以何种方式有助于人们过上完满的生活。这个问题的意义直到今天也不曾变化，尽管当代的国民经济学家（特例除外）并不熟悉这一问题。与柏拉图不同，个体家庭经济和家庭世界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不成问题。
“无论个体家庭、集体家庭，还是高贵家族的联盟，它们的目的都是过上完满并独立的生活。”在雅典或是其他城邦中，这样的家庭大多数实现了自给自足。城邦里的个体家庭大多在乡下拥有田庄地产。在这里人们能够获取满足家庭所需的生活物资。亚里士多德从不怀疑这种同时兼有生产和消费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是一种合理、健康的经济形式。城市文化的基础因而是私人农业。谁家在某些物资上有了剩余，就可以与那些需要这一物资的其他家庭进行交换。
不仅市民之间互相交换，他们还和农民、商人以及手工业者进行交换。这实际上是一种物物交换，但其间也使用货币。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经营方式称作oikonomiké——家政管理的学问，并对其赞赏有加。如果货币在这种物品交换中被使用，那它就一方面具有支付媒介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充当衡量物品价值的标尺。但无论如何这都与赚钱无关。因为如果营利成了交换的目的，经济的本质就会发生变化：从家庭经济的管理技艺变成赚钱技艺，即chrematistiké。其目的不是获得某物，而是营利。货币的占有成了目的本身。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些伦理的东西被抛诸脑后。如果只涉及自己对物品的需求，人们可以很容易估量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但如果金钱是目的本身，那便不存在一种理性的尺度。欲求金钱的人看不到界限。他总是想拥有更多的金钱。多少钱才算够用呢？让我果腹的饮食和让我裹身的衣物一样，它们有一个自然限度。但是金钱不具有固定的自然限度。金钱的质仅由它的量来衡量。因此它倾向于腐化自然限度，这就致使医生为了金钱，甚至越来越多的金钱而提供服务。
士兵不再为了有德性的灵魂变得勇敢，而是为了赚钱。行为的目的，如助人为乐和勇敢，成为手段。而原来的手段，金钱，则变成了目的。对于一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德性伦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如柏拉图曾面临的那样。为了坚守道德，道德行为不应该成为手段。但是，金钱看起来迟早会让一切都沦为手段。在城邦生活中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金钱，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坏事。如果所有人在物质上有同样的所得，那么这将“激怒受过教育的人”，因为受过教育的人十分清楚他们应该比其他人得到更多。
然而仅仅为了钱而去挣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可鄙的。“忙碌生活的目的”是“荣誉”而非金钱。如果以德性伦理学来治理城邦，那么除了经济效益外人们还必须考虑其他标准。否则，经济的道德平均主义会蚕食掉公共福祉。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坚决排斥利息经济。“钱生钱”的模式是“最天理不容的”。他认为，家庭世界与城邦之间的脆弱平衡不应该被这种毁坏秩序根基的机制打破。家庭与城邦是自然的，他们构建起人类的生活空间。
结语
相反，通过收取利息让钱生钱则是非自然的，也不是整体秩序原本的安排。无疑，这种有悖自然的行为使人不像人，让人被占有欲吞噬。直至路德为止，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与亚里士多德所见略同。他们都认为赚钱技艺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这一洞见在今天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