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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修昔底德的解释是，专制政权之所以安于现状而不是扩张，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专制政权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被统治阶级为基础的，而根本没有精力对外扩张。反观民主政体更热衷于对外扩张，修昔底德的解释是，民主本身就是各种势力的内部妥协，这也就意味着既成问题，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解决，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政体更需要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
今日的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古希腊的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应该是并不陌生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公元前/年），雅典人，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军事将领，一度位列雅典十将军之列。
他之所以为人们熟知，与当今颇为流行的一个国际关系学概念——“修昔底德陷阱”有着莫大关联。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概念并非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而是前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修昔底德的一段论述所做的一种扩展和提炼。
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出现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里，在这本书里，他这样解释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间连绵数十年，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历史的战争：“雅典的权势不断增长，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使战争无法避免。”
正是基于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再结合近现代历史上的新兴的英国挑战原来的超级大国荷兰、新兴的德国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主导国英国等案例，艾利森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已熟知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于是剧烈冲突乃至战争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正如上面所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人提出，而是后人对其著作所做理解和扩展而得。到是如下观点，却是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里提出的，而这些观点又足以颠覆当下人的三观。很多人有一个观念，认为民主政体，由于是人民当家做主，因而常表现的更趋向于热爱和平。而专制政体，由于统治者的权利不受约束，而习惯于为非作歹，因而也更乐意于战争，热衷于对外扩张，但修昔底德所得的结论恰好相反。这些民主政体雅典的大将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所在的民主的雅典总倾向于战争和对外扩张，反倒是专制的斯巴达则更倾向于对内镇压、对外和平。
修昔底德的解释是，专制政权之所以安于现状而不是扩张，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专制政权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被统治阶级为基础的。当时，雅典这个新兴大国的对手——既存大国斯巴达的精力，就主要的放在了镇压被其称之为黑劳士的这一人数数倍于公民（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阶级（见：IV.80）。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的记载，就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专制政体斯巴达自上而下都存在着强大的反战声音，甚至在进军雅典的路上还在不断派使者尝试和谈。斯巴达最后之所不得不参战，1、是其盟友（主要是科林斯）反复挑拨煽动的结果，2、更主要的还是担忧雅典力量过强会对黑劳士起义提供有效支持——在这之前和之后，雅典就一直在扶持斯巴达的被统治阶级黑劳士，为其提供坚固的要塞和海军支援，帮助他们打游击战，以此来削弱斯巴达。也正是基于此，也就决定了斯巴达这个专制政体它鲜有精力再去实施海外扩张。
而就他所在的民主政体雅典，为何更热衷于对外扩张，修昔底德做了如下解释。他说，民主本身就是各种势力的内部妥协，这也就意味着既成问题，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解决，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政体更需要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在这本书里，他就特别强调了，雅典的民主制就是为了避免重分土地而逐渐形成的一种阶级妥协：任何人就任执政官时必须发誓任内绝不进行所有权改革，而富人则接受平民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民众法庭等国家机关掌握政权。
但掌握政权只是第一步，如果平民的经济诉求不能获得满足，那么革命仍然在所难免，这时对外扩张也就成了最优选项。事实也是如此，通过对外扩张，使得整个希腊城邦的财富通过贡金、贸易和关税（雅典是重要的港口和货物集散地）源源不断地流向强大起来的雅典，使平民得以维生，大土地所有者（暂时）没有牺牲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就满足了平民的经济要求。
这里需要对贡金做一个解释。所谓的贡金，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国家间的保护费。公元前5世纪初，身处中亚的波斯帝国开始入侵希腊。单独的城邦国实在太小，不足以抵御波斯人的入侵，唯有团结才可能打败波斯。本来一直是希腊世界老大哥的斯巴达，此时正忙于镇压国内的黑劳士，因而对此事务不感兴趣。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这时海军战术最娴熟的雅典，也就自然成为了这个同盟的盟主，这个同盟就是提洛同盟。在雅典的带领下，这个同盟击垮了入侵的波斯人，但波斯实力仍在，担忧波斯再度入侵的城邦，于是提议维持一支以雅典舰队为主体的常备的联合舰队。随着时间流逝，因为各种原因，此后许多原本向同盟提供舰队的国家，改以支付军费来负担盟约义务，这就是贡金。这种贡金制度下，以至于雅典海军在庞大财力支撑下越来越强大，称霸地中海东部。
按制度学派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要获得必须的生产要素有两种方法：1、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2、是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订立长期契约。
我们知道存在交易就必然存在契约，因而当交易的个体，在一个完备的契约市场中，是对交易有关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的一种描述，以及对各种状态下，契约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的界定。但事实是现实的契约市场，是一个并不完备的市场，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参与交易活动中，每个个体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干什么、应得到什么又得到多少，都没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交易的个体在契约不完备，未来世界不确定的情况下，交易的个体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益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决定了第一种生产要素获得方式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这种交易有更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肯定性，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风险系数增大；
2、正因为风险系数增大，该交易行为的量度和监管成本也就相应增加。该类交易方式在交易双方议价能量和能力相对均衡的时候是比较理想和有效的。但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第二种方式对强议价方则是最合成本观和收益观的，最为有利的方式了。所谓的长期契约就是控制和占有（事实占有，在我看来它经济只是控制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而已）。
而控制本身就是帝国（就对外关系而言）在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这是为了在经济上将被控制国纳入控制国的生产体系，用命令的方式获得被控制国的生产要素，帝国真正的含义在于让被控制国随着控制国的意志运转。当时，民主政体——雅典确实是这样做的。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波斯势力再度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许多为抵御波斯入侵而集结到雅典旗下的盟邦，认为无必要继续向雅典缴纳贡金，开始退出同盟。雅典人不能容忍同盟的瓦解，他们以武力征服脱离同盟的城邦，然后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但遗憾的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修昔底德就写道：当强盛起来的大国吮吸别国人民劳动成果，靠扩大经济基本盘来逃避阶级矛盾时，灾难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当人民从外部的持续输血中获得经济快感，就再也不可能戒除；而帝国一旦因扩张而四处树敌，就反过来论证出了维持帝国强大的必要性。这时，即使帝国势力范围中最边远、最无关紧要的部分，在敌对阵营的支持下发动反叛，也将触发世界大战：因为如果听任帝国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小弟”反抗，“大哥”的权威就会消失殆尽，帝国就必然崩溃。
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不仅在古雅典得到了应证，近代英、法等殖民帝国也完美应证了这一点。
当然，修昔底德的解释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对专制国更趋于对内镇压对外和平上。对内镇压这点是没毛病的，毛病来自对外和平。确实，在专制国内部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尖锐时，它确实没精力对外搞事。但国内矛盾相对缓和时，统治者在个人功业野心的驱使下要开疆拓土，可见对外也不见得有多爱和平，且这类的案例事实上不胜枚举。
当然，对于修昔底德的观点，我整体是认同的。在这里我预备用我年12月发过的这样一段感慨来作为本文的结束：无论左右都把英美等国的内圣外王混为一谈。当然也有区别，右的是以为英美内圣，所以觉得他们对外也必然是圣的，觉得英美任何外交行为，都是基于解放全人类一样。左的恰好相反，以为英美外霸，进而得出内也必然霸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