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全困境是指一国追求自身的安全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进而总体安全环境的恶化，形成安全追求的非本意恶化的局面。国家安全受到战略互动的影响，安全困境是国家追求安全过程中的一种非本意和错误认知的结果。安全困境具有系列的核心特征和前提，比如国家都是追求自身的安全，而非进攻性和恶意的，其起源于国际社会的根本特性，即无政府状态，因此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结构性的。缓解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路径强调不同因素的作用，聚焦于理性成本与认知机制的不同来源。缓解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克服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通过战略沟通增强国家意图传递的可信性与正确认知，有助于实现命运共同体以及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
关键词：安全困境；理性主义；认知主义；战略沟通；中美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国家安全不仅指一国内部的政权与政治安全，还包括国家所处的区域与全球安全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战争的起源跟国家的安全战略及其实施以及认知紧密相关。从区域安全比较来看，有的区域国家之间安全关系得到改善，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基于民主价值观的西方共同体安全；而东亚安全在地缘政治、领土争端、经济竞争和大国干预等作用下，安全一体化的程度较低。中国政府系统提出与倡导了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实现上述国际秩序愿景，缓解安全困境是重要的环节之一。安全困境作为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一种特殊状态，是国际冲突非本意起源的核心变量，也是现实中中美走向战略竞争及其缓解的重要机制。缓解安全困境，促进国家间意图的正确认知与信任，是防止国际冲突、管控战略竞争与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微观基础。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安全困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剖析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并比较分析不同理论视角下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最后总结安全困境缓解与命运共同体建设、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理论启发。
一、国际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辨析
国家的安全不能独立于相应的区域与全球安全环境，所以，一国的安全战略、政策与感觉受到安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安全困境就是特指一国追求自身的安全，导致了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过程导致了总体安全环境的恶化，最后形成了个体国家的安全追求努力与总体安全环境恶化的局面。
1.国际安全困境的情境与认知根源。
安全环境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系统性的。国家的安全感与周边、区域与全球体系中的安全环境紧密相关。在殖民地时期，国家所处的国际社会环境是一种依靠武力、暴力和掠夺的霍布斯世界，所以国家的安全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随着国际社会中规则、制度和规范因素的演进，尽管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大国战略博弈、地区争端与危机仍是频发，但国际社会的性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认知神经科学家平克（StevenPinker）乐观预计，国际社会中的暴力因素将大大降低。由此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发生了变化。具体为，国家生存安全的威胁降低，各种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信息安全、跨国人口、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上升。此外，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也有层级性。有的是地缘政治上外部威胁，有的是大国的安全竞争与威胁，有的是周边安全局势的恶化，有的是非传统的政治经济等安全威胁，有的是地区武装冲突带来的军事安全和边境安全等问题。
安全是国家主体对于安全感的感知状态，也涉及国家为安全目标而诉诸的安全战略与政策及其实施。安全是国家主体的感知及其战略设计，但安全的实施及其获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国家的安全及其获得是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同时也离不开相关其他国家的安全战略及其实施。所以，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一国追求安全的战略行动，会影响到其他周边或区域国家的安全感知及其战略。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实力增长及其对外战略举动，客观上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双方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即追求安全的目标事与愿违，各自增加自身安全的战略，导致双方都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甚至进一步走向战争。国家间由于相互意图的恐惧而产生的冲突，在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中被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一国的战略举动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感知，从而引发系列的系统效应与连锁反应，比如当领导人的信念为先发制人的进攻具有优势时，很可能会导致预防性战争。
如果国家追求自身的安全，其目的在于通过进攻性的武力建设、对外掠夺、获得绝对的军事和战略优势，那么这种进攻性的战略安全举动，结果并非增加国家自身的安全和优化地区安全状态，反而是安全局势的恶化，比如战略竞争加剧、军事竞赛升级、地区危机凸显等。如果国家的安全加强措施，仅仅是为了防御性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并非为了进攻性的战略对抗，那么在这种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下，国家追求安全反而导致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和恐惧，产生了双方均更为不安全的非本意后果，也即安全困境现象。进而，杰维斯（RobertJervis）基于进攻还是防御占据优势，以及进攻性力量与防御性力量是否可以清晰区分两种维度，对安全困境进行了类型划分。安全困境是国家追求安全时，由于安全状态的优化难以共同实现的一种非本意的战略后果，其认知根源在于国家对于安全及其战略的认知偏差。其基本的前提在于，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即便是防御性国家仍不能有效地确认对方的良好意图，因而国家间关于意图的相互认知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基于恐惧、信息不充分、认知陷阱等诸多内外理由，安全困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的普遍现象。这种错误的理性算计和认知偏差，包括很多种情境。比如，国家出于机会主义的战略投机心态，认为先发制人可能获得战略优势，或者对于机会窗口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过于乐观和自信，错误判断对手的高度敏感反应等，由此导致国家自身的战略举动，引发了对方出乎预想的战略反应，从而形成了超出自身预期的危机、军事对抗和战略竞争的态势。比如，中印边界战争起源过程中，印度一方对于中国战略决心和意志的低估； 升级过程中，美国对于中国战略决心和意志的低估。
2.国际安全困境的前提与特征。
辨析清楚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是缓解安全困境的基础。危害合作与共同安全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安全困境之外，还有其他更为消极的安全悖论，比如敌意对峙、螺旋上升等因素。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界定，在于其前提的独特性。崛起国因为实力的增长，追求安全的战略和行为可能会导致既有区域与全球体系大国的不安全感增加，从而以更为激烈的竞争与对抗政策应对，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各自安全目标的难以实现。在此战略互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相关国家无法对彼此意图达成共识，大国战略竞争中采取何种大战略取决于其关于对方意图的认知。基于此，安全困境的出现是具有特定的前提条件的。
其一，国家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言，国家的目标不是拥有绝对的实力和权力，而是获得更多的安全，达到更好的安全状态以及拥有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在此前提下，国家追求的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在安全领域也是基于防御性的姿态，通过合作的方式消除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安全状态的威胁感。在关于防御性国家追求安全的动机分析中，也有学者认为安全困境是贪恋国家才会出现的现象，即国家追求安全已超越了其自身的安全需求。以此来看，对于何谓安全、如何才能实现安全，这是一个知觉的问题。
其二，安全困境的成因在于非本意的安全悖论。防御性国家追求安全的战略，也是通过军事力量建设的途径来完成。但是，武力和实力本身并不能代表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倾向，关键在于国家如何战略性使用。防御性国家的武力建设和军备增长，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安全，提高自身获得安全的能力，而非是用于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状态，包括主权、生存和发展安全权益的空间。因此，安全困境的形成，其在意图上是非本意的。即安全困境中的当事国家，都是追求防御性的安全战略，而非扩张性和进攻性的安全战略。但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安全恐惧以及军备增长无法自我说明防御性的目的等难题，加之国家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差异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干扰，追求安全的战略反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安全。
其三，安全困境的成因是结构性和位置性的。从意图上来说，安全困境的形成是非本意的。从互动来说，安全困境的形成是结构性的或位置性的。换言之，安全困境当事国的实力对比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结构性关系，这是权力转移中的实力对比结构性关系。在上述特定的实力关系中，一国的防御性政策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进攻性的，比如崛起国更为强调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地位和权利，而霸权国更为敏感对于自身实力和地位的挑战。
安全困境具有相应的核心特征，包括上述的意图的非本意、起因的结构性等。根据唐世平的研究，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有八大方面，其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根本原因，在此状态下，国家不能确定彼此当下和未来的意图，由此对于别国权力的增长出现恐惧心理，国家为了安全需要必须进行必要的自助；对于国家意图来说，安全困境中国家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恶意意图的缺失，从而其起源上来说是非本意的。在此前提下，安全困境中的国家必然要积聚一些必要的权力，包括军备、武力等，双方的对等行为会产生更多的不安全，即战略竞争与军备竞赛，而双方的安全追求努力是自我挫败的。最后，安全困境可以通过必要的物质和心理方式进行调节。为此，本文接下来将系统比较不同理论视角下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
二、意图可信与安全困境的缓解：理论逻辑比较
安全困境是国家在追求自身安全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种与外部国家之间的安全悖论。因之，缓解或消除安全困境对于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家安全外部环境至关重要。既有研究认为安全困境无法完全消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难以完全消除的原因，在于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结构性的，即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难以完全准确认知他国的意图，这种安全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结构性存在的。一般而言，缓解安全困境有物质调节与心理调节两种方式。安全困境的核心症结在于防御性国家之间对于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对于恶意意图的恐惧，因此，从其缓解的逻辑来看，达到意图正确认知并确立其可信性（credibility），主要有认知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路径。二者的区别在于，认知主义基于信息充分情境下国家的认知偏差机制，而理性主义则重在分析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如何通过理性策略加强信息对称和可信性。
1.微观基础：作为核心变量的意图。
首先，意图的正确认知是核心变量。安全困境起源上是结构性的，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这种结构性因素是通过知觉层面发挥作用。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难以克服意图认知的不确定性，比如信息不对称、国家意图的伪装、面对实力增长的恐惧等。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战略竞争成为一种常态，且不具备国内政治的法制、伦理等基础，所以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中必须面对大量的竞争、冲突和欺骗，国家间经常由于高估敌意而产生冲突。这是理性主义逻辑下，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的来源。认知主义视角则认为，即使国家面对一个信息充分和对称的世界，受到权力对比等结构性因素和人类固有的认知偏差机制等制约，国家对于意图的正确认知仍是存在局限的。
其一，国家意图的理性隐藏。虽然防御性现实主义假定国家的意图和动机都是防御性的，但在理性主义的逻辑中，为了现实世界中战略竞争的需要，意图作为核心的国家私有信息（privateinformation），是不可真实呈现出来的。因此，基于获得战略竞争优势的需要，以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维护自身的安全，理性国家会隐藏、错误呈现自身的国家意图。这种理性的隐藏、伪装或虚假呈现，是理性国家对于外在高度竞争环境的反应。作为私有信息的意图，也是国家间难以共享的要素，这种理性的自我隐藏或虚假呈现，是国家间在意图交流与互动中信息不对称的主要理由。
其二，国家意图的认知偏差。在权力非对称的国家关系中，实力稍弱但增长迅速的国家，自身的战略行为可能给实力强国带来冲击，自身战略行为及其舆论管控非常重要，如此才能避免触及强国实力相对衰落下的敏感性。而强国在解读弱国的意图信号过程中，也可能由于实力相对衰落而产生的恐惧情感主导了意图认知的过程。在意图的认知过程中，已有大量讨论的认知陷阱，比如认知相符、历史类比等相关认知捷径可能导致意图认知的错误。此外，由于不同的问题框定（framing）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基于心理学中的前景理论的预期，国家在面对相同客观的实力发展、危机应对时的心态不同，从而会产生不同的决策心理。比如，将情境框定为一种收益时，则会倾向于保守的规避风险决策；反之，框定为一种损失时，则很可能冒险决策。所以，追求安全的国家如何恰当地界定自身对于相关问题和情境的参照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背后又受到国内政治、历史类比、记忆以及情感等因素的作用。
2.缓解逻辑Ⅰ：“示善”策略的领域。
追求安全的国家如何将自身的意图准确传递给对方，并具有可信性，这是国家降低意图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偏差的途径。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良好意图并放心，这就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示善”（Reassurance）战略。尽管通过信号的方式，传递自身的良好意图本身比较困难，而且会带来相应的风险与成本，但“示善”战略对于缓解安全困境，消除不必要的非本意的敌意与冲突是至关重要的。基于类型及其程度区分，可以分为语言、非军事领域和军事领域的“示善”信号表达。
其一，语言“示善”策略。外交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基本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姿态以及成本的表现。最为普通的语言策略，就是不将对方看作敌人，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期待与可能，进而突出利益的可协调性，以及在克制国内的政治压力、共识等方面的努力，尤其是面对民族主义情绪时表现出克制。最高级的语言“示善”策略，就是公开声明，在对方遭受到危机、需要帮助时给予支援。外交话语及信号，尽管经常被看作是“空谈”，但对于其可信性及其在意图沟通中的价值，仍然有一些支持作用，比如是象征性姿态、缓和的前奏以及相应的内部沟通协调成本等。
其二，非军事领域“示善”策略。这些战略行为包括很多种，比如最初在双方的争端与矛盾议题中的小让步，改变或消除先前对于对方的惩罚或者敌对的行为，扩大和开展更多的政治或非政治（比如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先前纠结多年的敌对状态开展和解的行为，带动相关敌对关系的松动与缓和，在对方遭遇到战略性危机或需要战略帮助时及时进行政治与外交的声援，最高级别的非军事“示善”策略就是将双方的一些合作行为进行更高的制度化，因为国际制度能够发挥确立意图可信以及风险规避的作用。
其三，军事领域的“示善”策略。军事领域的策略与安全偏好紧密相关，具有更高的代价性，因此其可信性也更为容易被对方接受。具体的形式包括停止对对方内部或外部的敌对分子的支持，停止开发某些针对性强的进攻性武器研发以及军备的部署，在军事安全布局上采取更加防御性的姿态，在不妨碍自身的战略安全能力情况下，削减军事实力的规模，尤其是进攻性的军备，开展更多的军事领域的合作，甚至在军事危机时期给予援助，向同盟的承诺靠近。
总体来说，“示善”策略是追求安全的国家，在不希望与对方发生安全困境的情境下，通过语言、非军事与军事领域不同等级的“示善”信号，试图让对方认识到自身良好意图的可信性。这些不同的策略，背后体现了认知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差别，即认知主义强调善意意图传递的认知规律，而理性主义侧重于信号的成本与代价分析。
3.缓解逻辑Ⅱ：“示善”信号的策略。
将自身的良好意图通过“示善”的策略传递给对方，在此过程中有效规避一些认知上的陷阱，比如国家对于意图的解读受到既有信念的影响，因此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注意机制，而情报官僚机构也容易受部门利益而形成认知偏差。基于理性主义的逻辑，为了使意图的信息或信号更具有可信性，国家传递的良好意图需建立在一定代价的基础之上，这样对方才能排除是一种战略欺骗的可能。这些不同的理性成本路径，构成了在善意意图传递过程中的常见策略。
其一，与国内压力挂钩。国家作出的承诺，发出的意图信号，如果能够与国内的政治压力挂钩，那么其可能的代价较高，对方则倾向于判断这种意图是可信的。比如，民主国家所谓的选举制，将带来对于作出承诺领导人的选举机制惩罚；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对于中国领导人公开涉及主权和领土安全的言论具有较大的压力，因为这些议题涉及民族情感与记忆，属于底线和原则问题。
其二，公开表态的声誉。与传统的私下秘密外交不同，如果在国内和国际公开表态，那么将对国家形成一种国际声誉的压力。这种国际声誉会对领导人积极落实自己的声明，确保自身外交表态的真实性施加一定压力。但是，这种公开的表态仍不能保证其一定是可信性的，因为欺骗在国际社会是司空见惯的策略，但是考虑到权力非对称关系中相对弱者的公开表态也有相应的国内压力、内部协调的成本等，因此当前也将其看作是可信信号的来源。
其三，开展带有军事成本的行动。昂贵成本信号，其成本考察有多种方式，除了上述的国内政治压力之外，还有国家行动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的不可逆的成本，比如重大军事行动。在此，昂贵的成本信号转化就能够证明行为体意图的可信证据。犹如上文所言，某些带有更高军事成本的行动，将为国家的良好意图传递带来更多的可信性，也是增强国家间信任的理性成本方式。比如，带有很高成本的军事裁军，改变国家的进攻性姿态，对关键时期的对手实施实质性的援助等。这些军事行动的成本越高，那么其可信性就越高。因此，如果国家需要让对方放心自己的意图，必须考虑实施可选择的较高代价的军事行动。
其四，领导人的私下会晤。与上述的理性代价策略方式不同的是，外交语言与信号的传递更多是间接的通过国家的战略互动来实施。作为国家首脑的领导人，在特定时期的首脑会晤，对于有效认知双方的意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面对面外交是领导人准确认知彼此意图的快捷方式，当然由于伪装的存在，以及欺骗的可能，领导人会晤未必能达到正确认知的效果，而且意图的准确判断，与双方由于权力对比、战略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分歧是不矛盾的。
总之，良好意图的“示善”策略，其主流的路径就是基于信息成本的算计，成本越高，被对方信任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认知主义对于信息解读中的偏差及其规避，以及强调领导人面对面外交对于意图认知的重要性，是对于理性主义逻辑的有效补充。
4.缓解逻辑Ⅲ：战略互动的实践机制。
安全困境是战略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安全悖论，是非本意的安全后果的体现。基于特定的信息不对称的理由，国家对于彼此良好意图的不确定性，源于双方的战略互动的一些特性，或者是战略与政治交往密度不够，即相互不了解，或者是单一议题的交往（类似于单次博弈更容易产生背叛）。所以，从多议题联系和交往密度角度也可以提炼出缓解安全困境程度的逻辑。
其一，议题联系。从战略互动的博弈过程来看，单次博弈或国家间的单一议题联系，更容易产生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信任程度的降低，因为对于未来的合作预期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机会主义的窗口，对他者战略信息欺骗，获取自身的利益。基于这种战略上欺骗的可能性，国家需要加强对于其他国家战略互动过程中的议题联系，即将安全议题与相关双边关系议题相挂钩，从而实现以议题捆绑的方式，增强相互之间对于安全意图可确定的概率。但值得指出，议题联系并不能直接促进国际合作，包括达成协议和遵守协议，但其效用有助于加大对于意图的确定性和降低风险。这种议题捆绑，可以是安全与经济议题相联系，也可以是以其他具有相应成本与代价的议题，作为一种向对方表示自身的信任、诚意与合作意图的信号。
其二，交往密度。国家之间存在诸多的差异与差别，所以国家之间的相互意图了解与判断，会受到差异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双方的文化、政治决策机制和意识形态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国家在看待他者时，都是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但这很容易引发误判。在文化层面，文化表达方式的差异，对于双方的战略沟通与理解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中美解冻时期，中国通过斯诺访华表达对美的解冻意图，但美方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关系策略。另一方面，交往实践的不足，是双方彼此不了解，无法形成战略默契的更为基础性的原因。由于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与外交来往，都是需要建立在对对方行为模式、思维特点以及决策机制了解的基础上，但国家间受制于现实的障碍，比如外交关系尚未建立、长期敌对状态等，因此交往密度不足很容易带来对于双方意图理解的模糊性，更多是通过战略猜测、第三者信息传递、多边场合的方式来想象对方的动机。由此，交往密度实际上是造成意图不确定性的重要实践与过程理由。
5.缓解逻辑Ⅳ：外部制度调节。
安全困境是对于相互意图不信任的结果，从起源来看具有结构性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双边战略互动的角度，对安全困境的起源和恶化程度调节外，多边与区域、国际外部仍是可以作为的。多边外部调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多边安全制度的建设入手，以制度性的确定性，增强地区相关国家的安全信心；二是国际社会的文明演进，为减轻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负面后果奠定了基础。
其一，安全制度的建设。安全困境的减缓，可以从安全制度的建设入手，通过相应的安全论坛、安全合作制度等建设，可以达到减缓误判，增加信任的目的。这种安全制度也是有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从最基础的安全对话，到最高级的安全一体化或安全共同体，而位居制度化水平中等程度为安全合作论坛、合作实践等。多边安全制度的建设，成功缓解各国安全困境的例子有欧洲信任与合作建设措施的事实。二战后，基于对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各国开展了在安全领域的持续合作与对话，最终以20世纪70年代的欧信会为成果，欧洲的安全也实现了较大的进展。欧洲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外在的威胁对象苏联，都是欧洲走向安全合作中的集体安全的促进因素。东亚安全困境却没有得到较大的缓解，其原因在于历史问题和解的僵局，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和外部大国联盟干预的作用，而美国在东亚的安全联盟中，基于低风险的判断，选择了双边形式的联盟制度，而非类似北约的多边安全制度。
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和深度，是国家对于他者、国际社会意图的指标之一。在此，其逻辑在于国际制度具有约束国家偏好的能力，国家通过更为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通过竞争、模仿和学习等机制，完成社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可以实现对内部改革与开放的承诺可信性。这也说明，制度建设与制度参与是塑造国家之间良好意图相互正确认知，并减少不确定性，缓解安全困境的重要路径。
其二，全球安全文化的演进。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以及以征服和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手段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受到局限，现代国际安全文化发生了变化。在殖民地和大国世界战争的年代，安全文化更多侧重于霍布斯的战争文化，而二战后更多是由战略竞争为主导的洛克文化所主导。所以，在此安全文化演进的背景下，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并无必要担心国家的存亡问题，战争暴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出现频率降低，未来国际社会更可能走向一个规则主导的世界。国家对于他国意图的担心与不确定性，并不是战争意图，而是战略竞争的意图。
当然，安全文化的演进，并不代表着安全困境的出现程度会大大下降。相反，由于确定了对于极端的意图不可能出现，国家更多是针对国家间常规的安全竞争的意图不确定性。在此，安全困境的内容及其后果程度得到一定的调节，即安全困境体现于国家的日常战略竞争中，而非战争的极端暴力对抗中，如此引发国际危机的可能性会更大。此外，在特定的全球冲突热点地区，比如中东、东北亚等区域，由安全困境引发战争的风险仍有较大的可能性。
综上，本文比较了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克服国家意图信息不确定性的逻辑，进而从四个层次和维度，细致剖析了缓解安全困境的不同理论逻辑。既有微观层面的意图表达的“示善”策略，也有宏观与结构层面的制度建设和文化演进，同时也重视战略互动层面的议题联系与交往密度。从路径上结合了心理学和理性主义的不同逻辑。在特定的条件下，安全困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换言之，只有真正实现安全共同体，安全困境才能得到消除。因此，接下来本文将总结安全困境缓解对于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价值。
三、安全困境缓解与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启发
安全困境是一种国家间负面的安全关系，它不同于基于国家恶意的敌意螺旋（spiral）模式，又不同于所谓的民主安全论。缓解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克服意图的不确定性，上文比较了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诸种策略，而未来的方向之一便为结合理性与认知的策略。安全困境的缓解与命运共同体建设理念，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换言之，安全困境缓解的逻辑可以为建设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机制启发。进而，处理好大国崛起过程中可能的大国竞争，需要重视化解防御性国家由于意图不确定、恐惧以及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安全困境，形成良性大国战略竞争。如此，安全困境化解的逻辑对于管理好大国战略竞争，增加战略沟通的成效也有理论上的价值。
命运共同体包括安全共同体，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就是安全上达成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分析，需要重点考察安全困境的形成、发展及其缓解机制。对于国家而言，建设良好的命运共同体，就是处理与他国的安全关系问题。良好的共同体的愿景，需要细致的战略、策略和手段来真正践行。共同体是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有效的战略沟通，尤其是良好意图的有效信号传递及其互动，是共同体有效运作的基础。总体来说，化解与缓解安全困境是达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核心在于增强彼此战略意图的可信性和确定性，建立互信、合作、共同等价值为基础的安全观。
其一，意图可信性的“低成本”路径。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结构性的，是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特性，国家彼此的意图存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战略环境的压力、认知能力与偏差、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差异等，都是影响安全困境起源与发展的因素，而非根本性原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发挥了促进或缓解的作用。从建设安全共同体的目标来看，缓解安全困境有多种路径，包括微观心理的策略、战略互动的策略以及制度化建设的路径。基于由点到面，逐步提升的目的，需要从改善基础的认知心理偏差做起，从“低成本”的信号策略出发，逐步向“高成本”的互动策略和制度化路径升级。在安全困境的理论比较部分，低成本的意图传递及其可信性路径，包括首脑面对面的外交、日常战略沟通和对话制度以及公开言论承诺等较多的形式，这些低成本路径的有效开展，有助于防止由于沟通与联系渠道的不畅而形成的意图误判。但是，低成本路径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的，更为有效和广泛的战略意图的可信性是建立在理性的成本代价基础之上。
其二，意图可信性的“高成本”路径。高成本意图信号传递路径，是建立于对于信号的成本代价计算基础之上，这种“昂贵成本”的信号传递方式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化解安全困境的主流策略。正如上文所系统比较分析的，高成本路径的逻辑在于国家传递意图的信号是建立在不可逆及其代价基础之上，因此对于各种可能的成本与代价因素的讨论，成为高成本路径的诸多方式来源。传统的要素包括国家意图的良好声誉，以及观众成本的压力等，这些都对国家传递可信意图形成了代价压力。在后续的研究中，相关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意图信号的成本来源，比如强调国家必须具有执行信号的能力（更多运用于威慑等信号，而非意图的合作信号），公开言论也有相应的内部协调的成本代价，危机与战争实际上发挥着一种确立和平与合作意图可信承诺的“非理性”方式等。
从防御性、合作意图的可信传递逻辑来看，要缓解安全困境，达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增强国家间对于良好与合作意图的传递具有可信性，否则不信任及欺骗的发生，导致命运共同体缺乏相应的信任、情感和可信的基础。如此而言，命运共同体达成的核心障碍，在于战略沟通与外交信号传递过程中的意图可信性问题。在此，通过将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分解为战略沟通的信号可信性问题，意图信号传递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建立起逻辑上的关联，这也是安全困境缓解的理论分析的启发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从现实案例来看，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包括双边、区域和全球多个层次的命运共同体。管控好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从战略竞争转向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中美战略竞争的形成及其发展，有着复杂的双边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等冲突起源，但是中美在合作意图信号传递上的失效，由此所形成的战略不信任及其对于相互意图的恶化认知，这是中美战略关系转向的微观基础。如何寻找出新的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有效传递合作意图的“低成本”与“高成本”的路径，这是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避免走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命题。换言之，探究更为有效的可信的合作意图的传递方式，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意图判定，是推动中美朝向健康与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建设重要的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步骤。上述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策略的结合，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改善意图传递可信性以及防止非本意的冲突发生，提供了理论逻辑的启发。
四、结语
自冷战结束以来，当今国际社会已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增多，地区冲突也较为频繁，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也进入新的阶段，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最为核心的特征，即安全困境及其反映的国家间意图认知的不确定性，仍是大国战略竞争与冲突的核心根源。在大国无战争却高度竞争的时代，安全困境的缓解尤其显得意义重大。本文系统分析了安全困境中的情境与认知根源以及核心特征，进而比较分析了安全困境缓解的多种理论逻辑，综合理性主义与社会心理路径，辨析了相应的理性成本策略以及改善认知偏差机制。
基于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核心在于战略沟通过程中的意图信号传递可信性的确立，本文论证了缓解安全困境、提升战略沟通成效以及形成命运共同体之间紧密的逻辑联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政府倡导的国际秩序愿景，侧重于世界观层次的理念与原则叙述，而实践策略和操作机制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在此，安全困境的意图信号可信传递机制，可以成为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战略机制。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逻辑上的结合，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实现健康与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有理论上的启发。总之，比较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构建理性成本与认知机制的融合，是构建面向未来世界的国际秩序理论的微观基础，也是理解今后一段时期内大国战略竞争有效管控的理论视角。
本文来源：中国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