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梯尼掌握了雅典政权。克里斯梯尼取消了基于氏族血缘为纽带的旧部落制，建立起十个按地区划分的新部落，这一改革有效地消弱了贵族阶层的政治权力。最为重要的是，克里斯梯尼建立的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人会议拥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而同为古希腊地区的另一个群体，斯巴达人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与雅典人超前的文明形态两者间鲜明的对比，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地理环境和希腊人的智慧
希腊地区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也就无法供养复杂的帝国组织，比如古代的中国、中东和印度那样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在希腊和小亚西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大为限制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将农村地区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这为后来希腊地区的城邦化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个文明的进步绝不是某一地区的学者或哪个思想家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古希腊民主主义者伯里克利在他的演说中称：“雅典是希腊最好的学校。”希腊人的智慧总结起来虚心好学，渴望知识，博闻广记，希腊人时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的身份到国外去旅行。雅典民主政权的形成是对其他地区文明的借鉴和融合，例如当时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中东文明，甚至是埃及的艺术形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天文学。
梭伦执政时期的政治自由化
雅典人自称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之后发展成由九位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时的九位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还算不上是民主国家。再之后高速发展的贸易使得雅典城邦中出现了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联合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各自的利益，要求政治自由化。
公元前年，梭伦成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应中下阶层的诉求，为了社会的稳定实施改革；梭伦解决阶级矛盾的措施简单而有效，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重新获得自由，并且废除债务奴隶制。这在当时的其他文明来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矛盾转嫁到了殖民地，后来的西方国家都学到了这一点。
在政治领域，首次允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但是这时的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很有限。此外，规定了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约，用陪审法庭来消弱贵族最高法院的权力。
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利
梭伦改革后的近百年间，雅典的民主化进程处于停歇不前的状态，贫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直到公元前年克里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人会议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体的确立。超前的文明制度，幸运发现的劳里昂银矿，使得雅典人在约公元前年，联合其他的希腊城邦凭借强大的海军战胜了入侵的波斯帝国。
在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无疑是雅典城邦文明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虽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把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成为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有需要，可召开临时会议；除了政策的制定，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做出详细决定。
伯里克利规定贫民可以担任公职，公职实行薪给制。另外，他还建立很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
伯里克利说：“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独创。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红辰说：“地球各地的文明进程绝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某种神秘力量让她们之间产生了联系；在公元前年前后，在雅典城邦形成民主政体的同时，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他们发展了各自文明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