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对于战败国雅典并没有赶尽杀绝，因为雅典这个城邦在希波战争期间曾为希腊世界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提出以下条件来缔结和约：拆除雅典人的长城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雅典人只能保留12艘舰船，其余要交给斯巴达人；召回流亡者；加入以斯巴达为盟主的同盟中。从和约中我们不难分析斯巴达人的用意，他想让雅典彻底失去自主权，永远成为自己的附庸。长墙连接着卫城和港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虽然面临强敌，仍然有长墙和城墙严实地保护。如果失去这道屏障，斯巴达人可以长驱直入，直抵雅典卫城。而海上力量一直以来是雅典的主要军事力量，没有了海军，则难以自保。如此一来，雅典根本无法对斯巴达再次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一、斯拉西布鲁斯复兴雅典的举措
雅典在外的流亡者，大多数都是公元前年革命后被流放的寡头派，他们憎恨国内的民主派，命他们回国，无疑会加剧战后雅典城内的党派斗争和社会矛盾。同时斯巴达人还意欲与这些寡头派合作，而在莱山德的支持下，公元前年三十僭主在雅典建立起了寡头统治。由于不得民心，雅典民众在斯拉西布鲁斯等民主人士的领导下很快就推翻了三十寡头政府，重新建立民主政治。
斯巴达的国王波桑尼阿斯为雅典人顺利推翻三十寡头的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本意是想压制莱山德的气焰，避免雅典成为莱山德自己的海外基地，因此通过帮助雅典人推翻寡头政府来剪其羽翼。然而在这次合作后，雅典恢复昔日的民主政治，避免了战后的继续内战，事实上已经开始企图摆脱战败国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在科林斯战争的初期，科农作为雅典的将军活跃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在他率领波斯水军和一些雅典的雇佣兵在克尼多斯战役中大败斯巴达海军，摧毁了斯巴达的海上霸权后，凭借他与塞浦路斯国王以及波斯的个人关系，充当着复兴战后雅典的主要角色。但公元前年，科农被一个名叫提里巴佐斯的波斯总督拘捕，这对雅典政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一个有军事经验和威望的人能与科农匹敌，那就是斯拉西布鲁斯。除了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关系和波斯舰队的作用之外，他们之间在政策上并没有很多重要的分歧。
与流亡在外的科农借助波斯力量，在海外同斯巴达大动干戈不同，作为雅典的领导者，斯拉西布鲁斯首先考虑到雅典城邦的利益，国家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因此他一方面尽量不与斯巴达发生正面、直接的冲突；另一方面又要寻找机会恢复和壮大雅典的力量。他的政治主张是雅典人必须在保证城邦安全的基础上摆脱斯巴达的统治，伺机重建霸权，而他的这一主张几乎是公元前4世纪初期雅典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年斯拉西布鲁斯又驶向列斯堡，在这个小岛上米提列捏一直是雅典的支持者，而麦提姆那则由斯巴达的驻军掌管。根据狄奥多鲁斯的记载，斯拉西布鲁斯利用武力和外交的双重手段将斯巴达统治者塞米玛库斯击败并将爱里苏斯和安提萨收复，米提列捏对雅典的忠实态度使她获得了对整个岛屿的领导权，从列斯堡和其他地区斯拉西布鲁斯筹集到了必要的资金以供继续远征。
二、斯拉西布鲁斯的政治立场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是城邦由盛转衰的时期，而民主政体起源于城邦，它也随着城邦的衰落而走向末路。
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盟邦贡金的基础上，也正是得益于伯里克利一贯温和稳健的执政方式，雅典帝国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稳固发展。然而一场瘟疫夺走了这位伟大领导人的生命，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秉持的雅典人应对战争的策略：静待时机，暂不扩张，继续发展海上力量等，没有得到雅典人的贯彻。甚至与之相悖地发动了野心勃勃的西西里远征，最后以失败收尾。
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了消耗阶段，雅典陷入缺兵、缺钱、缺粮的困境，而盟邦相继被斯巴达占领，这种内外的窘境动摇了雅典民主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战争带来的苦难打击了雅典人民对于他们从传统政体的信心，也将激进民主下雅典政治的缺陷暴露无遗。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的时间久到令雅典人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