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蒂卡尔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中东、欧洲或是亚洲——被一次次重演，只是主角和社会背景不同。这些已逝的古文明曾经辉煌的首都，如今靠旅游为生。是土壤的退化导致了这些早期文明的毁灭吗？或许两者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土壤问题，的确一次次让文明在面对不友善的邻邦、内部社会政治骚动，以及严冬或干旱时变得不堪一击。
虽有诸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破坏环境直至灭亡的先例，“重拾已逝的古代土地管理方式之梦”依然是当代环保宣传的惯用辞藻。不可否认，古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想法，一直深植于西方文明的神话，被铭刻在《圣经》的“伊甸园”意象和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观念中。
而事实上，古代社会不大懂得如何保护土壤——无论是在农田扩张遍布山野，或是在村庄融合为城镇的过程中，都未形成明文规定或口口相传的土地使用之道。在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许多文明都为我们展示了相似的发展模式：先是经历缓慢而稳定的人口增长，紧接着便是出乎意料的社会衰落。
当代人往往过分相信“失落的乌托邦”的故事，古希腊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赫西俄德，一位跟荷马同时代的诗人，于公元前年写下了现存最早的描述古希腊农业的著作。那时，即使是希腊最大的庄园，也只能出产比养活奴隶主、奴隶及其各自家庭所需水平多一点的粮食作物。正如尤利西斯的父亲勒替斯那样，古希腊的早期领导者会亲自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
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对希腊农业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论述。那时，富有的地主们开始雇用监工看管奴隶；即便如此，色诺芬仍然建议地主们要观察其土地的承载力。他说：“在开始耕作土壤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什么作物最适合生长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土里生长的杂草，来了解这片土壤最适合哪些作物生长。”色诺芬还建议农民通过向田间施撒粪肥以及作物残茬焚烧后的灰烬来滋养土壤。
古希腊人知道粪肥和有机物堆肥的使用特性，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实施了这一做法便不得而知了。即便如此，在欧洲文艺复兴、古典思想复苏之后的数百年间，历史学家都在颂扬古希腊人如何细心管理和使用他们的土地。但现今希腊的土壤状况，却为我们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土壤侵蚀导致文明毁灭的故事。
大部分的希腊高地覆盖着薄薄的石质土，仅有五分之一的希腊土地适于农业耕作。土壤侵蚀对社会的不利影响自希腊古典时代便为人所知；希腊人通过补充土壤养分并在坡地上筑坝平土来延缓土壤侵蚀。尽管如此，雅典周围的山丘到了公元前年已经变得光秃，如何养活这座城市也成了问题。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以至于著名的政治家和宪法改革者梭伦提出了禁止在陡坡耕作的禁令。
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前年），希腊城邦所需的食物，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是由埃及和西西里岛供给。帕特农神庙。蛋白相纸印像，威廉·詹姆斯·斯蒂尔曼制于年。柏拉图（公元前—前年）把他的家乡阿提卡的岩石坡地景观，归因于早期希腊森林砍伐造成的土壤侵蚀的后果。
他还谈到土壤在塑造雅典社会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早期的土壤更为肥沃。柏拉图认为，雅典周围的土壤能够反映出这一地区从前的样貌，他引据表明，这些如今裸露的斜坡上，曾覆盖着郁葱的森林。“肥沃松软的土壤流失以后，剩下的只不过是大地的皮肤和骨骼。在侵蚀还未发生的年代，菲利斯的岩石平原上曾经覆盖着肥沃的土壤，山顶上曾长满茂密的树林——今天，我们仍然能找到些许痕迹。
看到雅典如何运用其周边土地的自然肥力而成长为地域强邦，柏拉图指出，一座城市的财富之花根植于它的土壤。亚里士多德（公元前—前年）赞同柏拉图所说的古希腊青铜时代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土壤生产力的减退。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区分出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土壤和它们的分层组成，包括心土层之上富含腐殖质、能为植物提供养分的表土层。泰奥弗拉斯托斯对肥沃的表土层与其下土层做了重要区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希腊青铜时代的土地使用导致其土壤退化的迹象。在经过了几个文明几千年的兴衰之后，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态学家证实了亚里士多德对各个时间段的推测：在大约公元前年，农民来到这一地区；公元前年，数十个农耕聚居地分布在整个地区；农耕活动变得密集的时期，正好与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发生第一次严重的水土流失的时间相重合。但是，这些知识并没能阻止希腊古典时代的人们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整个希腊地区——从阿其夫平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格利斯南部，到色萨利和马其顿东部——的土壤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末次冰川作用末期的剧烈气候变化，都未能造成这一地区土壤侵蚀的增加。相反，伴随着冰川期后的气候回暖，橡树林取代了草原，在希腊乡村繁茂生长，形成了深厚而肥沃的森林土。在这一变化的作用下，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希腊的土壤在几千年间增加了半英尺到几英尺的厚度。直至耕犁的出现，土壤侵蚀的速度才超过了土壤增长的速度。
希腊的第一个小村落，位于附近有可靠水源供应且土壤优良的山谷地区。当人口增加遍布山谷时，农人便开始开垦更为陡峭且生产力较低的山坡。广泛的耕作和放牧将土壤从山坡上剥离，被反复耕作的厚土层在山谷中堆积。如今，在这一地区植被稀少、岩石裸露的山坡上，仍然可以找到古时的农耕文物。
谷底的沉积物和山坡上残存的土块，记录着整个希腊土壤形成与侵蚀的循环过程。山谷最底层的沉积物，可以追溯至过去二十五万年冰川期与间冰期气候交替变化的时期。再往上的沉积层则反映出更近期的山坡土壤侵蚀期，以及穿插其间的土壤形成期。在后冰川时期被反复耕种的山坡土壤的沉积层，最早出现于希腊青铜时代农业萌发的时期。沉积层反映出，当农耕活动遍布山谷并扩散至山坡时，细节不同但大致相似的土壤侵蚀期在古希腊反复出现。
比如，阿格利斯南部的土壤，记录着后冰川时期因土地集约使用造成的四个主要的土壤侵蚀期。第一个侵蚀期大约发生在公元前—前年，当时深厚肥沃的林地土壤开始被早期农民广泛耕犁。大约在公元前—前年，犁具的使用和在陡峭坡地的耕种，导致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土壤流失。在希腊文化达到全盛的古典时代到来之前的黑暗时代，山坡土壤得到休养恢复。
之后，该地区又经历了罗马时代后期的人口大量增长，以及公元7世纪的人口缩减。据估算，自青铜时代农业开端以来，大约十五英寸厚的土壤从阿格利斯高地流失。而在低地山坡，更有近三英尺厚的土壤可能被剥蚀。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其夫平原的山谷底部的沉积物，也证实了在过去五千年间有四个土壤大量流失的时期。今天，厚厚的红棕色土壤只能在没被溪流冲蚀的山洞和山脚发现。
残留的山坡土壤和考古遗迹显示，自希腊青铜时代以来，曾有过数个长达百年的，以人口高度聚居、土地集约使用和土壤侵蚀加速为特征的时期，其间穿插着长达千年的、拥有低密度人口的土壤再生形成期。亚历山大大帝的家乡，希腊东部的马其顿，也经历了类似的土壤侵蚀期，同时还伴随着后冰川时期的溪流回涨，随后是一段景观稳定期；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土壤侵蚀的速度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到7世纪的时间里再次翻番。
新一轮的土壤侵蚀发生在15世纪以后——马其顿土壤的变迁，与希腊其他地区一样，大致是以千年为周期。区域性的气候变化不能解释在古希腊人口聚居的“繁荣—衰退”的模式，因为各个地区人口聚居与土壤侵蚀的时间段都有所不同。现代地质考古的调查表明，土壤侵蚀阶段性地破坏当地文化，迫使人们移居，引发农业耕作的变化，甚至是周期性地造成对整个地区的遗弃。
结语
一个古老的地缘政治奇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表明人们是如何摧毁希腊土壤的证据。帕尼斯山的北坡划定了维奥蒂亚和阿提卡两个城邦之间的边界。奇怪的是，该地区属于阿提卡，但只能从维奥蒂亚进入。由于雅典人无法接近这一区域，而维奥蒂亚人不能使用它，所以该地区始终是森林。虽然这两个城邦的中心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土壤侵蚀，但这片位于边境的无人地带却仍保留了植被和深厚肥沃的森林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