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林立的当今世界，我们可能因为“习以为常”，很少去想人类社会早期的图书馆是什么样的、是如何建立的、藏有哪些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更鲜少想到，书籍刚刚出现的时候，会像出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很多新生事物一样，受到人们的“排挤”和“否定”。
今天，让我们“穿越”回公元前5世纪、6世纪时期的雅典和罗马，看看书籍在那里是如何从最初的“被认为毫无用处”发展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以书籍的形式存在”这种看法，又是谁在托勒密一世的心中播下了要建立世界图书馆的第一颗种子？
来自东方的哈德良式的雅典
在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康斯坦蒂诺斯·斯塔伊克斯为自己所著的、由清华大学博士后刘伟担任翻译的《古希腊图书馆史》一书的自序中，我们可以寻得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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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在雅典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养成了阅读习惯，而在此之前，这种阅读习惯是没有的。
起初，有许多人拒绝建立学术书籍图书馆，他们认为这毫无用处，并强烈反对整个想法。据说毕达哥拉斯述而不作，因为他更相信口述思想的力量。尽管毕达哥拉斯只是不太信任书面文字，并暂时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是柏拉图却往前走了一步，他经常列举自己反对书籍的诸多理由。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断言：“宇宙之父和造物主是无法发现的；即使我们找到了他，也不可能把他告诉所有人。”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讲述了一个埃及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使用书写“会使学习者的灵魂产生忘性，因为他们不会再利用自己的记忆力。他们只会信任在头脑之外写下的文字，而不是自己的记忆。”他说，文字就像一幅图画，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却并不能回答问题，因此它只是一个虚假的形象。
柏拉图对书籍的反对，可能源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书籍的态度，但是，它并不能避免拜纳姆（DavidE.Bynum）所说的，“一个可怕的战士走近时的骚动，首先被高大的树木听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智者征服雅典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场景。
柏拉图学园。来自庞贝的马赛克地板，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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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以书籍的形式存在”（Lemondeestfaitpouraboutiràunbeaulivre），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Mallarmé）这句老掉牙的警句，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完全合适的。
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智者从希腊世界的每个角落蜂拥而至，并且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和学术方法。他们开始的做法是，通过教授诡辩术（deinonpoieinlegeni）来赞美他们自己的品质和知识，他们能够保证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苏格拉底驳斥阿那克萨戈拉关于“心灵”（nous）方面的著作《论自然》（OnNature），并嘲讽道，阿那克萨戈拉的书如果能在市场上以每本一德拉克玛的价格买到的话，那就没有多大价值了。而柏拉图在他的学园中特别提到了他所指称的“学园之灵”，也就是他最聪明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公开阅读完哲学作品之后，就相当于出版了这部作品。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拉斐尔《雅典学院》，复制品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写作中记录哲学家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促进科学学术发展，必须要通过书籍的方式才能实现。
最终，亚里士多德压制住了反书籍派的声音。
亚里士多德本人有很多藏书，他还让吕克昂学园的学生编辑关于自然现象、人类存在和人类行为的记录和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号召下，这些学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关于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他的书籍的命运，看起来更像是一部虚构玄幻的小说而不是事实：这些书籍最初被遗赠给塞奥弗拉斯特，随后落到了涅琉斯手里，大约两百年后，又被一位自命不凡的庋藏者买下。这位庋藏者对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书籍做过修订，这种修订是在非常不理想的状态下做的。
苏拉征服雅典后，这些书籍作为战利品被带回到罗马。在罗马贵族的别墅中，西塞罗第一次有机会阅读亚里士多德教学著作的原稿，他不断地向他的朋友阿提库斯表达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钦佩之情。当西塞罗沉浸在哲学家的思绪中时，他创作了《霍滕修斯》（现已遗失）这部作品。圣·奥古斯丁承认正是西塞罗的这部作品使他的信仰发生了转变：“这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我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微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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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为亚历山大大帝编辑校订过荷马的《伊利亚特》，这可以被视为是马其顿征服者热爱书写传统和相信书籍传播知识力量的象征。正是亚历山大将东方文明中世俗的和神圣的著作翻译成希腊语的计划，才萌生了要建立一个综合性图书馆的雄心勃勃的想法。这个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希腊的所有作品，而且包括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据说由琐罗亚斯德所作）到与迦勒底国王相关的早期传说和历史故事。
左为亚里士多德大理石头像（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右为亚里士多德画像
亚历山大在行军途中，他给亚里士多德寄回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供其写作《个城邦的政制》。亚历山大在中东的图书馆里搜寻了成千上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这些图书馆包括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图书馆和巴比伦著名的皇室图书馆（巴比伦城后来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都城）。因此，一定是亚历山大在托勒密一世的心中播下了要建立世界图书馆的第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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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世界图书馆的想法完全符合我们所了解的亚历山大的性格和抱负，正如他在奥皮斯演讲中所表达出来的那样。一定程度上讲，要建立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几乎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很多东方大型图书馆中的藏书是用未知的语言和文字写成的，并且这些书籍中的内容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清晰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试图用希腊语，即当时的通用语来传播东方民族的文化智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附带效应，如犹太教开始大范围地传播，还出现了很多希腊语的犹太文学作品。虽然这种文化互动对亚历山大支离破碎的帝国及其多种族社会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进行评估，但在对许多神圣作品的诠释中，这种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举个例子，犹太神秘哲学家将《创世纪》第一章中的那句名言，即“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解释为：上帝命令的魔力来自于其所组成的字母。而创作于公元6世纪的《创造之书》，则揭示了以色列人全能的上帝借助于从1到10这十个基数词和字母表中的22个字母创造了宇宙。把数字作为创造工具的假想，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以及数个世纪之后杨布里科的理论）。但是，把创造宇宙的角色归于字母表中的字母，意味着试图强调《圣经》在教义上的权威和防止受到挑战的任何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托勒密·索特尔及其继任者托勒密·菲拉德福到克里奥佩特拉时期，对于亚历山大图书馆，我们不得不考虑与幻想和传说交织在一起的事实证据之网，以及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永恒象征的地位。托勒密王朝，凭借着它们取之不竭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开始了一项艰巨的工程，即为这个世界图书馆获取有史以来的所有著作的抄本，这样也激活了整个已知世界的书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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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包罗万象，这自然地会让人想起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和他对阅读材料的贪婪：塞万提斯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读成“从街上捡来的纸屑”，同样，托勒密人也很乐意购买提供给他们的每一篇伪造的、抄袭的或与原文有出入的文本。托勒密人甚至颁布了法令，每艘驶入亚历山大里亚港的船所载的每一本书都要交给他们：他们会把这些书抄完，将原本留下，然后将抄本归还给船主。
“对我们来说，每一本书（用任何语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是神圣的”，这很可能是托勒密世界图书馆的箴言，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藏书热情和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证据得到证明。图书馆中的藏书包括成千上万卷的莎草纸卷和体现已知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如佛教的木制“书籍”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的大型泥板和祈祷碑。
关于这座史无前例的“世界图书馆”的传说比比皆是，据说那些与这座图书馆有关的文人墨客和普通工作人员，还有那些著名的学者，他们统统都被关在这座“鸟笼”般的宫殿里，在没有获得官方正式允许之前，不得离开。传说这座图书馆被烧毁的原因可能与凯撒的疏忽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哈里发奥马尔的武断——奥马尔相信他自己遵守了《古兰经》中神圣的禁令。
但历史证据表明，这两个版本都不符合史实。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探究这座世界图书馆的最终命运，不如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创建这座世界图书馆的想法——这一想法是通过托勒密王朝和许多其他君主的努力而实现的，特别是欧美尼斯二世埃庇芳尼和塞留库斯一世尼迦妥（Nicator）——他为书籍在传播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想象图
亚历山大倡议的最终结果是“世界图书馆”的建立，这座图书馆收藏有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书籍，这些书籍代表了一个知识的金字塔形的结构，其“经线”是雅典的古典传统，“纬线”是东方的楔形文字，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就创造了一本“宗教”的书，一本神奇的书。它是唯一留下来的纪念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那本书就是这个世界！
（本文内容节选自《古希腊图书馆史》作者康斯坦蒂诺斯·斯塔伊克斯的自序）
书籍介绍
本书主要论述古希腊文明中，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图书馆到埃及托勒密王朝克里奥佩特拉时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的历史，包括这段时期如何记录文字、储存和图书分类的情况，如莎草纸和泥板等。通过对这段文明时期有关图书馆的建立、管理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建立图书馆、藏书等故事的描述，生动再现了希腊文明传播过程中作为载体的书籍所起的重要作用。本书是关于书籍和人和图书馆的故事。
康斯坦蒂诺斯斯塔伊克斯，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年生于雅典。年，他开始研究希腊图书史，从文艺复兴到希腊启蒙时代。他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的演变和图书馆的建筑。
刘伟，清华大学博士、博士后，希腊Laskaridas基金会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希腊哲学。现为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出版译著《柏拉图传统的证言》《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等，发表论文《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扬弃及其实现的人学革命》等多篇。
插图：来源于《古希腊图书馆史》
来源：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