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对自己理想中的国家的描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财产公有，人民平等，按需分配开始，这个思想便一脉相承，直到近现代这个思想仍有体现。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英国15、16世纪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他的著作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的航行见闻，在那里，财产公有，人民平等，按需分配，人民统一着装，一起吃饭，一同休息，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必须要消灭的；再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他亦用对话式的体裁，描绘了一个根本不为世人所知，不同于意大利以及西欧各国社会制度的一个国度，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产品按需分配，儿童由国家抚养，然后由一位“大智慧的贤者”担任最高管理者。这些都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社会形态不谋而合。
其实，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在现实中的的确确曾经存在过，即使它并不如柏拉图所描绘的那么完善。即便如此，我们在思考柏拉图的旨趣之时，仍然不能够忽略它——斯巴达。
真实的斯巴达
斯巴达，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它的国家机构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国王有二人，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平时，一个主持国家祭祀和处理涉及家族法的案件。战时，另一个外出领兵作战，权力较大。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斯巴达男子组成。实际作用不大，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无权讨论，只有表决权，表决时以呼喊声的高低决定，声高即表示通过。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由公民大会选出，选举方式也是以呼喊声的高低来对候选人表示意见。长老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共30人，除去两个国王外，其余28人都是年逾60的贵族。任职终身，如有缺额，仍须从年逾60的贵族中补选。一切国家大事先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如不能通过，长老有权宣布休会。长老会议又是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法案件、刑事案件和国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监察官共有五人，由公民大会一年一选，年满30岁的公民皆可当选。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国王，审理国王不法行为，监察公民生活和镇压希洛人的反抗。
斯巴达以其严酷的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人相信，他们的制度来自克里特的公民团”克里特，这个处于近东和大陆之间的海岛，在古希腊时期拥有最早组织公民团的美名。所谓“公民团”是指一种既享有全权公民的社会团体，也指与它有关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宪法制度。“这些克里特宪法制度的特点就是公民只知为国不知为家。”显贵家族的年满17岁的男孩都应应征入伍，在部队中要受严格的训练，如从事体育锻炼、狩猎、配合音乐进行战斗演习等；每队都由应征入伍的孩子的父亲加以管束。19岁表现良好的孩子就有机会参加男子聚会，一起吃饭因而可以一起战斗。男子可以在19岁成婚，新娘可以与丈夫同居。
但明显的是，斯巴达的要求较克里特公民团更为严苛。从7岁起男孩就离开家庭。他们被组织在连队里，由国家监督官统领并且由孩童长带队直到在营里待满30岁，才算完全结结束了教育的过程，婚姻在20岁时缔结，但要30岁才能成家。女子也要被组织在连队里，虽然她们在家中吃饭度日但是却要接受同样的体育训练和学歌练舞。新生儿由族中长老仔细检查，若病弱者就弃之山谷。斯巴达人崇尚勇武，若是哪个男人崇拜一个勇敢、忠诚、遵纪的斯巴达英雄，他可以要求这位英雄和自己的妻子生一个孩子。所有的女人也以能生出斯巴达最出色的勇士为自豪。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制度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斯巴达将克里特公民团制度中17岁应召入伍改成7岁起就离开家庭进入队伍中训练。克里特公民团的19岁男子便可以有的家庭生活改成了30岁，并且应召入伍的孩子由父亲管束变成了由监督官统领。这样一来，所有的公民全是为了国家而活，集体主义高于一切。
一个雅典人对斯巴达的改造
1、守卫者。他认为“作为守卫者，他的性格中既要有刚烈的特性，还要对智慧有一定爱好”。他认为狗见到陌生人就狂吠见到熟人就摇尾巴，这是狗学习的结果，从而他类比了守卫者，他认为守卫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品质，这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到“不认识的为敌，认识的则为友”。柏拉图的这个思想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当时，在希波战争之时，斯巴达已经干过将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出卖给波斯的勾当，它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波斯的金钱打赢战争。
2、统治者。他认为“好人不当官，那给予他们最大的惩罚就是只好让比他们坏的多的人来管他们了”。“……到那时候，国家的统治者谋求的才真正是百姓的利益，绝非贪图一己之力”之后的辩论中他便具体的向我们阐释了他的“哲人政治”。柏拉图对统治者的改造也是有现实原因的。因为在斯巴达“战时和战后都经常发生将领在突然接受大权后滥用的现象。”吉利普斯因侵吞公款被罚；克列库斯在拜占庭的统治十分残暴；喀里庇乌斯在街头随意打杀雅典公民；许多住外邦的和解官在其同党同伙的捧场下俨然就是一个小僭主。
3、所有制与经济。没错，他就是提到了共妻。他认为统治者“在处理上述事情以及我没谈到的其它一切事情，像是婚姻嫁娶、生儿育女，都要坚持一条原则，就是俗话说的‘朋友之间一切共有’”而在这一点，就连是集体主义精神高度发达的斯巴达城邦也尚未做到。基于这样的制度，柏拉图进一步提出“最好让最好的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最坏的男人和女人也要避免他们的结合”接下来，生下来的孩子就交给管理这些事情的官员来做，并且这些官职也要向男女同时开放，同时，将有奶水的妇女带到托儿所去统一给孩子们喂奶，同时不让她们记住自己的孩子。暂且不提这样是否有悖人性，但在柏拉图看来这样做便保证了共妻共产的可行性。
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构建，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重要的关系。一方面，当时频繁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刚刚结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当时的农村经济破坏很大，这一点在阿里斯托芬喜剧当中也有表现。另一方面，城邦内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派之间也开始了争权夺势。极端的民主政治使得当时雅典的城邦法律朝令夕改诉讼成风。就在这样种种矛盾的激化下，像柏拉图这样的有识之士开始构想一个理想中的城邦并企图缓和城邦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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