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苏格拉底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这也是史学界基本已经公认了的事实。雅典民主是一种扭曲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奴隶制民主制度，它必将随着统治阶级也即是奴隶主公民阶层的腐化而腐化，并终走向没落。与现代民主所不同的是，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无法自救的民主。
苏格拉底的盛年正值雅典民主从黄金时代，急转直下进入衰落时期，当其时的雅典民主，造就的已经是一种无秩和完全混乱的社会场面，苏格拉底对于现行民主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因此，他开始为雅典寻求一种更好的政制形式。
然而，苏格拉底的方法论，是一种不断诘问和不断否定的方法论，乃至于在这些著名的问答中，他归根结底无法得出确凿的、具备实践建设性的定论，确实，理念论在哲学上是一个科学性的伟大创造。
然而概念性的东西在现实中终究是架空的所在，这就导致了他无法单纯凭借纯粹的空想性理论，架构出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更为可靠的、更能够拯救雅典于生死存亡之交的制度设想来。
也因此，“在理论方面，他的立场是消极的；在实践方面他的立场是同样消极的，因为他无力与现存的东西建立某种实在的关系。这当然是基于他的理论立场之上的。他走出了他者即城邦，然而却找不到返回城邦的路。”
对城邦民主的失望，彻底地将苏格拉底推向了城邦的反面，他走出了“民主”，又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并最终将目光转投向邻邦——斯巴达，来寻求后的出路。
苏格拉底之所以选择斯巴达，并非全无理由。如果说，雅典曾是古代知识的宝库，那么斯巴达则曾是古代道德的典范。与雅典的自由、繁华、文明比较起来，斯巴达是另一种类型，另一个境界。它曾经是平等、强大、崇高的。
与民主的雅典城邦不同，斯巴达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政体，然而斯巴达的独裁统治，并未形成一种暴政和民不聊生的局面，相反，虽然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统治者手中，但对平均主义的追求，使得剩余财富被均分给国民，有效限制了雅典式的贫富分化。
虽然对公民的个性发展和自由权利有着种种限制，但对集体主义的提倡，使得整个国邦的力量显得蓬勃向上，得而从未泛滥雅典的个人主义。
虽然推行严厉的后代淘汰和军事化管理，但却使得斯巴达呈现出一种极其健康的精神素质；虽然本身是一个完全自闭的系统，但看起来，它似乎比起作为自身反面的开放的雅典，一切都显得更为无懈可击。对此罗素不无讽刺地评价道：“斯巴达国家就是纳粹如果得到胜利时，所会要建立的那种国家的一种雏形。”
当然，苏格拉底并不这么看，可以说，确实这有着其时代局限的原因，然而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说，斯巴达所呈现出的英雄式的价值观、内审式的道德观、以及终指向的崇高式的审美，与苏格拉底在个人伦理上的追求，都是不谋而合的。
于是参照自己伦理理论系统的“善”理念，苏格拉底将这种以斯巴达为基础蓝图的理想城邦制式，深化为一种“好人政制”。这也即是说，这种政制吁求一个“好的人”来进行统治，这种“好”表现无它，就是要有真正的道德和知识。
没有真正的政治知识的人，没有资格参与政治，而最有知识的人，理当成为最高统治者。社会应被严格划分为三大阶层，从统治者到战士再到底层的农民与工匠，做到真正的井然有序。
三个阶层必须共同在虔诚的精神下协作，才能树立城邦的正义，进而实现真正的城邦之“善”。可以说，这个观点代表着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彻底决裂。
苏格拉底理想中的社会，不再是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平等的民主社会，而是以一丝不苟的知识道德为精神维系、以等级森严的法制秩序为制度依托的独裁国度，苏格拉底对法律和道德的信仰，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为了使等级阶层保持有序而不使之起冲突，苏格拉底也曾经试图通过消除私有制、建立共产制的方式，来完善这一城邦正义的理想——可以看出，他甚至比现存的斯巴达奴隶制专制政体走得更远了。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具体而微地深化了苏格拉底的这一理想，这也是我们在《理想国》中所看到的。
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由民主走向了反民主，又由反民主走向了支持“独裁”，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和反动。然而，究其更为深刻的原因，首先，无论是雅典的民主，还是斯巴达的独裁，其背后都是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关于奴隶制与雅典民主的相悖，苏格拉底也正可以说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奴隶制从本质上与民主制无法共存，而更适合奴隶制自身的则是集权制度——如此，才能在奴隶制的条件下，更迅速地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其次，导致雅典民主进入混乱状态的，更有其原始的直接民主所导致的自由原则的被极度滥用，自由原则与法律原则之间，也产生了极大的矛盾，雅典民主所导致的暴民政治，终将苏格拉底囚禁在了他所信仰的法律律令之中，使得他不得不以死、来践行自己对于法治与道德的维护。
苏格拉底虽然感知到了这两个巨大的矛盾，却因为他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明确地指出其根本原因，更无法为雅典寻求到更好的出路，也许，他所能想到的好的办法，也只能是让奴隶制，重新回归到它集权的胞兄弟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