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古希腊的历史。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是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所谓城邦，即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把周围的若干村镇附属于城市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些城邦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大的也不过数十万人，具有小国寡民的特色。各个城邦，原则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也经常通过结盟的方式保持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系。当时的古希腊，虽然不统一，但在语言文字、宗教节日活动、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方面都基本保持一致，且都自称是“希腊人”。当时，古希腊各地先后建立过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城邦有两个，就是雅典和斯巴达。在各个城邦建立之初，基本都是氏族贵族独揽政权，雅典也不例外。
自从贵族当权以来，平民常受贵族的欺负，生活十分困苦。到了公元前年的时候，一个叫梭伦的政治家出现了。梭伦本出身于破落贵族，经商致富，立过战功，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进步诗人，因为经常挥笔揭露贵族的贪婪与残暴，而深得平民的支持和拥护。梭伦上台前，雅典城邦分为三派。一是平原派，这一派主要是贵族，他们在平原地区占有大片肥沃土地，身居要职，垄断司法，统理军务，执掌内政，有钱有势。二是海岸派，这一派主要是住在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奴隶主，属于上层平民。有钱无势。三是山地派，这一派主要是小农、手工业者以及遭受债务奴役的人，他们住在山地，属于下层平民，无钱也无势。
社会矛盾显而易见，上层平民，在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富了起来，但没有势力，十分痛恨贵族的剥削，想通过改革获得政治权利。下层平民没钱没势，就更激进，他们不仅要获得自由，更要紧的是生存、吃饱饭。在梭伦看来，如果不进行改革，雅典就会动荡不安。内部不安，外敌一旦入侵，雅典就完蛋了。因此，改革是必须的。于是，梭伦大刀阔斧，实行了五大改革。第一，颁行“解负令”，取消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使债奴和逃亡在外的农民，都以自由之身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第二，按财产收入的多少，把全体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以前享有政治权利，按出身来。贵族是大爷，平民是孙子。
现在不了，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高的政治权利。第三，恢复公民大会，使其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第四，法律改革。成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这样一来，每个公民都可以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第五，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奖励工商业以吸引外邦的能工巧匠。这一点，和中国历史上秦国的商鞅改革比较相像。五大改革，五把利剑，削弱贵族势力，改善平民地位，缓和阶级矛盾。梭伦功不可没，雅典民主的政治基础由此奠定。在梭伦之后，也就是公元前年的时候，雅典的新一任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又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授予当时定居在该国的所有自由男子以充分的权利，由此扩大了雅典的公民人数；建立新的议事会，并使它成为政府的主要机构，有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的权利，并兼有行政管理的责任，机构的成员由抽签选出，任何一个年满20岁的公民都可以当选；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有讨论、通过或否决议事会提案的权力，有宣战、拨款的权力；最后，创立陶片放逐法。到了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希腊奴隶制民主高度发展的典型。伯里克利削减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为了保证一般公民都能担任国家公职，伯里克利制定了公职津贴制，规定除大将军外，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员都可得到政府的津贴。
公民担任国家公职要通过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选举。按照规定，公民大会由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参加，每9天在雅典城两边的广场上召开一次。会上，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所有公职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凡内政、外交、战争以及和平等一切国家大事，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在选举公职大会上，每个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人会议，由名议员组成，议员从10个选区的20岁以上的公民中抽签选出，每个选区选出50名议员，任期一年。在这一年中各选区的议员轮流担任一次主席团。每天，主席团还要抽签选举一名执行主席，任期只能为一天，不得连任。
主席团和公民大会的活动由这位执行主席来负责。雅典由于采用抽签制度，使得每个公民都有担任议员的机会。雅典的重要职务，如将军和骑兵、步兵的统帅掌握着军队，关系到国家命运；司库员掌握国库钥匙，是要害部门。这些职务由公民举手表决，谁获得了多数票，谁就当选，当众宣布。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是陪审法庭，它由从全体公民中抽签选出的名陪审法官组成。陪审法官每年改选一次，雅典的公民一般每3年就可以轮做一次陪审法官。陪审法庭的权力很大，国家大小案件的审理，所有公职人员的资格审查都由它负责，并参加立法工作。需要审理的案件，都是在开庭前才抽签决定由哪个陪审团审判，判决结果是所有成员秘密投票决定的。
审判的时间大都不超过一天。陪审法庭极有权威，罪犯不可能行贿法官，权势人物也无法干扰法庭，罪犯只能低头认罪。陪审团的作用，使得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使它在公民中的威信极高。当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因为一般的公民无法担任掌握国家实权的大将军，奴隶被排除在外，妇女也不享有公民权。尽管如此，它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一方面，充分培养了雅典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调动了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促进了雅典的全面繁荣，代表了希腊古典文明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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