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印象中，古希腊城邦的各项政治制度设计合理、组织严密，深具特色，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更是数千年来政治制度的典范。
但事实上，雅典的民主制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精英阶层的有限民主，而非整个城邦的普遍民主，只是在雅典历史的末期，由于军事改革，才将城邦的公共权力下沉，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换句话说，雅典末期的军事改革，不仅改变了战争样式，同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谓一场平民的胜利。
古希腊传统作战方式
整个古希腊，除了斯巴达的军事文化特立独行，包括雅典在内的其他城邦，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的军事制度是传统的民兵制度——城邦没有常备军，只有在战时才会集结公民兵，而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
之所以不设常备军，是因为古希腊的战争样式相对简单：围绕着粮食进行的限时野战。
进攻方杀入对方的领地后，对庄稼进行破坏，以迫使对方在断粮的情况下投降；
防守方要保住自己的粮食，必须集结军队在敌人进行破坏前于野战中将对方击败。
重装步兵因为战争样式简单，希腊人的军种也不复杂，战争主力基本上就是重装步兵。重装步兵一词在希腊文中称为“hoplite”，名字源于士兵的大盾“hoplon”，从字面上理解，重装步兵就是手持大盾的士兵。一般来说，重装步兵会身穿重甲，装备一支2米左右的长矛，再带上标志性的大盾“hoplon”。
重装步兵作战时，会排成一个纵深8至12层的方阵。交战双方各自排出方阵，互相冲击，直至一方溃散，战争结束。从军事角度看，古希腊人发展出重装步兵方阵其实有点匪夷所思，毕竟希腊山地多平原少，不太适合大方阵作战，另外，山地适合远距离的投射武器，但希腊人却没有弓兵之类的远程兵种。
重装步兵与弓兵公元前年，第一次希波战争时，雅典倾全国之兵于马拉松与波斯军决战，整个重装步兵方阵没有任何弓箭手和骑兵的掩护，对此，希罗多德在《希腊波斯战争史》中记载，波斯人称希腊人的纯步兵方阵是“疯子一般的行为”。
古希腊的战争样式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事实上，却跟其政治制度相辅相成。
古希腊的城邦实行民兵制，由城邦公民负责保卫城邦，非公民只能从事生产活动，不能参军。公民不是职业军人，他们有参军作战的义务，却没有训练的要求，想让他们掌握骑术和射箭等专业技术并不容易。另外，由于重装步兵防御力很强，方阵战中民兵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训练，只要排成阵型向前冲击就行，连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都曾数次披甲上阵。对于欠缺军事训练的人而言，这种战术虽然简单粗暴，但却十分高效。
从效果方面来说，重装步兵比起其他兵种优势明显。当时的远射武器，比如弓箭、梭镖对于全副武装的重装步兵没有明显的杀伤力，故此即使重装步兵欠缺机动力，追不上轻步兵，但轻步兵同时也无法对重装步兵结成的方阵造成很大伤害。
在古希腊的农业社会中，保卫粮食是战争的目的，重装步兵方阵不需要强大的机动能力，只要在城邦周围赶走入侵的敌人即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希腊跟波斯频繁冲突，希腊人作战的空间拓展了，战场不仅仅是城邦周围的农田，还多了远离家乡的陌生异域，重装步兵功能的单一性缺点开始凸显，另外，由于重装步兵过于依赖精英阶层的公民，限制了其战斗力和持久性，所以，希腊各城邦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
重装步兵改革后的古希腊军事制度
公元前和年的两次希波战争决战，希腊联军基本上全是重装步兵，虽然他们战胜了波斯人，但通过这两次战争，雅典人开始意识到骑兵、轻步兵和海军的战术价值。
自公元前年开始，雅典已着手建立一支战斗用的骑兵和轻步兵（弓兵）部队，以便在战场上掌握更大的优势。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也留下了两部有关于骑兵的短篇：《论骑兵指挥官》（OnCavalryCommander）和《骑术》（OnHorsemanship）。由此可见骑兵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从多方面看，希波战争对整个古希腊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其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古希腊的军事和社会结构。
伯里克利（Pericles）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为了对抗战斗力更强的斯巴达，伯里克利（Pericles）组织了名骑兵和名弓兵，另外，第二次希波战争由于希腊在萨拉米湾海战击破波斯舰队，最终奠定了胜利基础，所以，雅典藉此机会成为了海上霸主，他们认识到海军的强大实力，不断扩充舰队规模，增加海军数量。
萨拉米湾海战
综上所述，雅典的军事改革，以骑兵、弓兵和海军的扩张为内容，象征着雅典战争模式的立体化和复杂化，而这场军事改革，最终又推动了政治制度的改革。
军事改革引起的政治改革
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7年，从公元前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年雅典沦陷为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改变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力量对比，同时也改变了雅典的政治生态。由于雅典在战争中进行了大胆的军事改革，将大量非精英阶层的居民吸纳进军队，弱化了公民兵制度的重要性，使得非精英阶层开始掌握政治话语权。
陆战的变化
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几十年，持久战争的第一个问题是士兵需要长期服役，这对以地主和农民为主的公民兵是很大的负担。传统的希腊战争一般选在夏天，避开农忙时节，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地主和农民，胜者就算打赢了，毁了敌人的粮食，自己也得赶回家收割自家粮食。所以古希腊有一句谚语：“夏天、收割、战争”。
可战争一旦演变成拉锯战时，士兵就没时间解甲归田，必须枕戈待旦，随时应对进攻。尤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经常派出远征军到远离雅典的地区作战，使得士兵无法照顾自己的农田，在此情况下，为了让士兵安心战斗，雅典就必须给士兵发“工资”以补偿损失。
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雅典支付给每名步兵和弓兵每天3个奥波勒斯（小银币）的工资，而骑兵则为1个德拉克玛（大银币）。这种支付金钱作战的方法改变了希腊传统的军事文化习惯，使得以公民为基础的民兵制名存实亡，一旦公民失去了保卫城邦的义务和能力，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也就逐渐丧失了。
修昔底德（Thucydides）
海战的变化
在海上，雅典借助强大的海军力量，可以攻击重装步兵攻击不到的地方，不断迫使斯巴达的盟邦受到损失。由于海军的攻击效率很高，服役于海军的平民阶层地位得到提升。希腊时代的三层桨帆船主要依赖人力划桨，这些工作非常辛苦，精英根本无法忍受，所以一般由穷人担任。此外，贫民由于买不起重装甲和大盾，也只能当划桨手和轻步兵。
由于希腊实行了焦土政策，放弃了城邦周围的土地，故而重装步兵除了劳师远征之外，并没有多大作用，相反，海军和轻步兵却在战争中屡立奇功，不仅分化打击了敌人，同时，还从海外运回了粮食，喂饱了因被围困而陷入饥饿的雅典。雅典人对于海军的评价，明显高于重装步兵。
纵观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本来权利较少的下层公民和无权利的平民，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而那些精英阶层由于只愿意充当重装步兵，不愿成为舵手、水手和划桨手，所以他们对城邦的贡献不大。本来就贡献就小，再加上人数较少，但他们却掌握着公共权力，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于是雅典的政治天平开始发生倾斜，下层平民的话语权不断扩大，由于最终雅典败给了斯巴达，精英阶层的公民被认为是战败的罪魁祸首，在群情激奋之中，精英政治退出了雅典历史，大量平民开始参与城邦的决策，左右城邦的发展，以人数多寡作为公共标准的雅典式民主最终形成。
平民的胜利
雅典军事改革对社会权力进行了很大的改变，间接推动了民主制度在雅典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一场平民的胜利。从公平角度来看，对城邦贡献最大，能够保卫公共安全的群体，自然应该获得公共权力。
一开始，雅典精英们组成的重装步兵确实是城邦的保护者，所以他们掌握着权力，后来因为作战样式的改变，雅典不得不进行军事改革，降低了对重装步兵的倚重，开始依靠平民为主的海军和轻步兵。这些平民操纵战舰击败敌军，扬威大海，为雅典带来的胜利和利益远超过那些出生良好，地位高贵的精英，因此，平民自然而然地顶替精英获得了城邦的公共权力。在雅典历史的末期，一场军事改革引出的政治改革，最终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推向了高峰。
参考资料：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
《希腊波斯战争史》希罗多德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