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的源头在哪？恐怕没人能说清楚，3个原始人去打猎，甲想猎山羊，乙和丙想猎鹿，最终甲服从了乙丙，这算原始民主；原始部落讨论村子该建在何地，4个说山边，5个说水边，最后4个服从5个，村子建在了水边，这也算民主。不过，真正被制度化的民主，还是得从雅典说起。
公元前七世纪，雅典部落正由村庄变成城市，然而天生的地理缺陷和部落的等级制度，却让雅典同时处于人多地少和贫富差距的困境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制应运而生。
雅典民主制的出现
雅典当时问题很多，恰逢荒年来袭，饿殍遍地，农民抵御天灾的能力弱小，只能向大地主借粮度日，没想到灾荒持续数年，无力还债的小农只能将田产土地抵押给地主。失去了土地，农民更无生存方法，为求活命，只能甘愿成为地主的奴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雅典人成为了大地主的奴隶。
当时的城邦政治离古风不远，决策者是贵族会议，这种制度脱胎于原始部落的民主制，所谓贵族，之前就是部落酋长，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城邦的决策者，这些人基本都是大地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并不反对奴隶制。
然而，除了贵族之外，城邦的自由民（公民），以及已经成为奴隶的前自由民，全都不赞成雅典现在的制度，要求改变的呼声很高。
于是，占城邦大多数人口的公民推举梭伦（Solon）为改革者，重新规划雅典的一切典章制度。梭伦读过万卷书，爱好哲学和文学，同时也走过万里路，据说他曾游历埃及，与睿智的祭司交谈，还去过富饶的吕底亚，与那里的国王有交情。
梭伦执掌雅典大权后，用十年时间，重新设计了城邦的政治、法律、甚或社会风俗。作为首席执政官，梭伦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过去穷人的债务一笔勾销，城邦出钱赎回所有奴隶，以后禁止以人身作抵押品。然后依据财产水平，将公民设为四等，打破了过去世袭的贵族制度，任何非贵族出身的平民，也可以成为城邦的决策者。
梭伦梭伦改革的第二件事：恢复公民大会。架空贵族会议，使公民大会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另外，只要是雅典公民，不管贫富，都能列席。
梭伦改革的第三件事：设立陪审法庭。每个雅典公民都有被选为陪审员的资格，并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决定城邦的事务的裁判。
梭伦的改革，是人类政治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明确地宣示了“民意高于一切”的民主思想。在雅典，民意不只高于制度、法律和传统，甚至高于道德、知识和理智。只要是由人民投票决定的，无论是对是错，是否有违道德，是否荒谬，城邦都将无条件地执行。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制度虽然开了民主之先河，但却充满了民粹气息，肯定要出问题，果不其然，雅典民主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始了自我异化。
伯里克利也对民主制进行了改革雅典民主制的异化
城邦权力逐渐落入了平民百姓之手，但所有人的意志加起来，多数时刻只是众意（willofall，大众的意见，充满了私利），而不是公意（generalwill，公允的意见，代表公共利益）。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问题，以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遭遇举例，阿里斯提德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有“正义者”（theJust）的外号。他在政治生涯的高峰力排众议主张发展陆军而不是雅典擅长的海军，由此惹来众怒，面临着被“陶片放逐法”逐出城邦的危险。
陶片放逐法所谓“陶片放逐法”，就是雅典不定期发起公投，把不受欢迎的公民逐出城外，期满再回城的制度。简单来说，只要一个公众人物得罪人太多，即使他没有过错，也可以被公投放逐。这项制度原本是针对僭主和独断专行者的，后来却常被民意滥用。有一天，阿里斯提德遇到一个正赶往城邦投票的莽夫，莽夫不认识阿里斯提德，对着眼前人说自己不会写字，请他帮忙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写在陶片上，他要放逐此君。
阿里斯提德照办了，然后问莽夫，为什么要放逐阿里斯提德？莽夫回答，我跟他无冤无仇，只是到处听到人们说他刚正不阿，是正义者，我听着很烦，所以要放逐他。
苏格拉底从阿里斯提德的例子，我们能看出雅典民主制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由于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权，以至于很多人以个人好恶为判断标准，滥用民主制的权力。那么雅典人有没有意识到民主制的问题呢？有，而且认识的很深刻。
雅典民主制的意义
雅典人让他们的民主发展得如此极端，仿佛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面对种种乱象，他们仍然尊重此项制度，这其中缘由绝非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集思广益出来的结果就一定是对的。
雅典人不止一次承认，民主制集体决定同样会出错，也不止一次承担这些错误造成的灾难性结果。古希腊的有识之士，包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提出警告，指出这种“由多数人决定”的政治制度，迫害了大量比普罗大众更优秀更伟大的人才，比如苏格拉底，比如阿里斯提德，如果不想方设法改变，民主制最终将毁掉整个城邦，
可是，即便雅典的民主有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的城邦仍然屹立了整整年。雅典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遇强越强，也因同样的民主制的缺点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不管面对什么问题，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民主，原因很简单：民主就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权利然后才是一种方法。
民主是一种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先决条件是身份，来自人存在的意义。雅典人对民主的看法，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性，世界观上的浪漫。
雅典因为民主制而迎来繁荣，而如果民主最终带领城邦走向毁灭，那也是因为它所反映的人性原本就具有这样的倾向，制度是人实现其意志的工具，而为了实现为人的意志，不管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雅典人都死不旋踵。
民主制对雅典人的意义，正如古希腊史诗中那些悲壮的英雄的价值，他们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总能做出对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至死方休。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不要命的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