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西亚·奥博（章静绘）在古希腊罗马史里，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是重要问题。不过，随着各种后现代文化与批评理论进入古典学，西方学者们一方面越来越抛弃希腊史里的雅典中心论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强调政治制度以外的社会文化研究。可以说，在北美大学的古典系与历史系里，从事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学者在减少，而在政治学系里，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仍然有其一席之地。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从历史学到政治学的学科范式转变下，著名学者约西亚·奥博（JosiahOber）是绕不开的关键。年，他的著作《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演说术、意识意态和人民权力》（MassandEliteinDemocratic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thePowerofthePeople，下文简称《精英与大众》）出版，立即成为西方学界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最具影响力的典范作品。此后，奥博又出版了《民主雅典的政治异见者：对大众政治的知识批判》（PoliticalDissentinDemocraticAthens:IntellectualCriticsofPopularRule，下文简称《异见者》）与《民主与知识：古典雅典的创新与学习》（DemocracyandKnowledge:InnovationandLearninginClassicalAthens，下文简称《民主与知识》），这两部作品与《精英与大众》一起成为奥博著名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三部曲”。在此过程中，他也从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转到斯坦福大学政治系任教，完成了由希腊史学者向政治学者的转变。奥博并没有离开古典学界，在年秋季，奥博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系的年度萨瑟讲席教授（SatherProfessorofClassicalLiterature），做了题为“希腊人与理性：工具理性的发现”（TheGreeksandtheRational:theDiscoveryofPracticalReasoning）系列讲座，这一主题与年E.R.多兹（E.R.Dodds）在伯克利的萨瑟讲座——“希腊人与非理性”（TheGreeksandtheIrrational）相应和。奥博在伯克利做的该系列讲座的同名书在11月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准备推出中译本。而在今年5、6月，国内出版界先后推出了《精英与大众》（郑州大学出版社）与《希腊人与非理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中译本，在此之际，《上海书评》专访了约西亚·奥博，谈谈他的治学经历。
《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演说术、意识意态和人民权力》您的成名作《精英与大众》是您的第二本书，受法国理论影响，偏政治文化研究。而您的第一本书《阿提卡堡垒：雅典陆地边防》（FortressAttica:DefenseoftheAthenianLandFrontier，年由博睿出版社出版）是传统的军事史著作，可否谈谈是什么促使您有了这样的转变？奥博：我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时，是在非常传统的古代史项目里，我们主要关心军事问题，虽然也对文化问题感兴趣，但总体研究路子是非常传统的。我在写博士论文时，主要关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雅典防御策略。在阅读公元前一世纪前所有和雅典有关的史料时，我注意到一个矛盾，即演说家们有时将自己展示为精英而强调对手不够精英；有时则会将对手展示为精英，把自己展现为普通雅典民众。这是非常奇怪的，我将其记在笔记卡上，以备之后进一步思考。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军事的，很多要基于考古田野。因此，在年代早期，我向希腊考古的相关部门申请，在雅典与麦加拉的边界考察一些从来没有被调查过的区域。这些地区一般不易到达，我认为，我有能力做这件事，为此筹了不少钱，也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学生。但是，很快希腊政府换届，他们不允许做任何调查。当时，我只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希望得到终身教职，于是只能转而进行B计划，就是研究雅典演说辞里的精英陈述。
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研究中心的资助去访问。那里的学者正好在进行人文与社科的交叉研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受社会科学家研究精英与非精英关系的启发，以及引入和思考像福柯这样的法国理论，我对权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我在蒙大拿州立大学任教，这里的历史与哲学合为一个系，除我之外，学校里没有其他古典学家，我甚至是整个蒙大拿州唯一的古典学家。因此，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真空”里工作，尽管我的工作涉及社会科学和法国理论。不过这也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研究。我感到非常幸运，《精英与大众》得到了很多好评，而不是被看作一本偏离主流的书，而且它也对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的古典学研究产生了不少影响。
年您在伯克利演讲，莱斯理·刻尔克（LeslieKurke）教授介绍您时，回忆了《精英与大众》对她研究品达的影响。我对此并不惊讶，在希腊文学领域，您这本书可能是被引用最多的希腊史著作。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融合希腊史与希腊文学的典范。您在写这本书时是否有这样的跨学科意识，让希腊文学研究者也能阅读？
奥博：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在写这本书时，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它能对文学研究者有那么大的影响。我的读者定位主要还是希腊史学者，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学者。不过，我当时认识到，我研究的材料属于希腊文学范畴，材料都是文献而非档案，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