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他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列奥施特劳斯
对美国精神的知识考古学：美国为何伟大？
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曾经跟艾伦布鲁姆交流过，他说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单单精装版就卖了五十万册。在麦克洛斯基一篇名为《如果你很聪明，为何还没有发财》文章中，布鲁姆以开玩笑方式作为开场白：我得先声明，我现在很有钱。这本书不仅卖得多好，也成为里根总统的枕边书，它与里根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又过了三十多年，美国迎来一位承袭里根让美国再次伟大誓言的总统特朗普，《美国精神的封闭》仍然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
布鲁姆通过一种文化考古学的方式，为年轻的美国探寻精神源头。美国不是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五月花号为美国带来的，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传统，美国的伟大乃是扎根于这两大传统之上。而布鲁姆所忧虑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指的是向古典的两希文明封闭——什么时候美国背弃了两希文明，什么时候美国就注定走向衰落。
以希腊而论，布鲁姆推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传统。他以尊崇的语气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人：在雅典必然失败的战争期间，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并没有陷于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探求真理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重现。布鲁姆期盼当代美国能重现这种追求并捍卫真理的激情。布鲁姆的挚友、与之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共同课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如此描述此种具有使命感的写作：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觉得你不是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索尔贝娄和布鲁姆就是以献祭的态度写作和思想。
以希伯来而论，作为犹太人布鲁姆从小在严格遵循旧约的犹太教家庭长大，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了然于胸。他发现了马克斯韦伯的困惑——韦伯虽然是无神论者，但宁愿相信加尔文和类似的思想缔造者是真诚的，他们代表着最高层次的心理类型，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行动，他们懂得如何承担责任，他们拥有内在的坚定信念和担当。与韦伯一样，布鲁姆高度评价加尔文在现代文明史上的地位：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是价值的创造者，所以他也是历史中行动的楷模。他未能展开对美国清教徒传统的梳理和分析，但他对宗教的态度与无神论的知识菁英截然不同：为了建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弱化宗教，反倒应当强化宗教。一切与价值选择相关的事情都是源于宗教。人们无需探究别的东西，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历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在放逐宗教和神学的现代大学中，此言论堪称惊世骇俗。
布鲁姆丝毫不掩饰美国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文化战争，否定西方的严峻挑战，不是来自于西方之外，而是来自于西方的心脏地带。美国遭受了太多攻击、诽谤和污蔑，尤其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恬不知耻地以美国的敌人自我标榜。布鲁姆看到，文化相对主义成功地摧毁了西方的普世主张或知识帝国主义的主张。他像唐吉诃德一样挺身应战：西方的特色就是它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辩护，它需要发现自然，它需要哲学和科学。这是它的文化天命。剥夺了它，西方社会就会崩溃。他更真诚而坚定地为美国及其代表的价值辩护：美国这个国家是追求符合自然的美好生活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它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是因为它运用自然权利的理性原则去塑造一个民族，从而把一己之善与至善统一起来。
必须去除美国精神中被德国思想玷污的部分
布鲁姆认为，美国精神的危机来自于德国思想的腐蚀。有趣的是，他对德国思想的批判，受到两位德语世界的流亡者——列奥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启发，似乎唯有亲身体验过纳粹恐怖统治的人，方能深深领悟德国思想的症结。
所谓德国思想，就是从尼采到马克思，再到海德格尔、施密特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极权主义。这些有毒的思想渗入美国，让正统的美国精神——以两希文明为源头，再到英国的大宪章、洛克和伯克——发生了严重偏差。今天美国的自由派或民主党人，皆由此衍生而来。列奥施特劳斯总结说：一个战场上被打败的国家，虽然作为政治形态被消灭了，然而却通过将其思想之绳套在征服者的身上，从而抢夺了胜利的最辉煌战果。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若华盛顿变成柏林将会怎样？真是不堪设想。
布鲁姆在书中专门列出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一章，将海德格尔作为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就思想的穿越而言，海德格尔可被视为杀害苏格拉底的凶手之一。布鲁姆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大学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或正在发生于各个地方。当初，海德格尔宣称哲学和大学服务于德国文化，服务于纳粹政权，服务于希特勒，大学就接近死亡了。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教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思想力量，有目共睹的德国大学的危机就是所有大学的危机。布鲁姆继续用轻蔑的口吻评述说：我不想评论其纳粹身份现已公开得到确认的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我只想说，人们既然更加公开地承认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家，这证明我们是在玩火。
当然还有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这名纳粹的御用学者在希特勒上台时用其特有的决断的口吻宣告：在今天的德国，黑格尔已经死了。与纳粹相似，苏联曾断言，人民在先锋党的呵护下成了理性的人民，大学不需要特殊地位——也就是说，它要受政党的控制。
德国思想已然统治了美国的大学和媒体。德国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宗教的科学主义。启蒙运动之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暴政不是建立在无知上，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德国思想侵入美国之后，大学对宗教的暧昧性有一种科学的轻蔑态度——宗教作为已经被我们超越的历史的一部分，可以用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但是作为信徒就有些愚昧或病态了。
德国思想的表现之二是相对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用布鲁姆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有一种关于善恶的全新语言，它源于人们企图超越善恶，使我们不再有信心继续谈论善恶。甚至对当前道德状况痛心疾首的人，也使用反映这种状况的语言。这种新语言就是价值相对主义。德国毒素最初的症候，第一是虚无、第二是激进，然后演变成政治正确的多元与相对——把所有价值都抹煞掉，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好的坏的众生平等——平等是最高价值，平等是正义化身。左派以反对霸权（所谓西方中心主义）自居，自己却成了话语霸权。
德国思想的表现之三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德国对希腊的背叛，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浪漫主义的最基本的要点：承认意志以及这个事实；世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人能够随意塑造事物——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人的塑造活动的结果。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评论最肯定美国文化的德国流亡作家汤玛斯曼时，仍敏锐的指出，汤玛斯曼的悲哀在于，他无法切断自己与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而德国浪漫主义正是纳粹思想的源泉。耐人寻味的是，汤玛斯曼对此一批评表示了极大的宽容与忍耐，觉得这篇评论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丽与智慧。
大学的危机就是国家的危机
美国的自由民主尚未崩坏，但美国的大学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势必影响美国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延续。所以，大学的危机就是国家的危机。在布鲁姆看来，作为一项制度的大学，必须补充民主社会中个人缺乏的东西，必须鼓励其成员参与它的精神生活。作为政治自身的最高层次的智能与原则的储备库，它必须强烈地意识到它在平等个体之外的重要性。它必须蔑视舆论，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独立自主的源泉——遵循自然、探寻和发现真理。
布鲁姆如此阐释国家中大学的任务：首先，为哲学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的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第二，大学要始终把永恒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放在中心位置。大学要成为开放精神的典范。第三，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重新体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亚里斯多德和霍布斯等思想家的帮助和引导下，获得难以拥有的体验。第四，对于社会中的宿命论倾向，应对之策是诉诸古典的英雄主义。传承古典英雄的精神，以应对民主社会中人们的软弱，在莎士比亚和邱吉尔之后续写当代英雄的知识谱系，应是当代大学努力的方向。
但是，今天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带有神光圈的东岸常春藤名校，获得的捐助越来越多，但它们能担当得起呵护真理的神圣使命吗？
今天美国的大学已成为左派大本营，尤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培养的大都是左派愤青。学术自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保守主义者几乎无容身之地。美国学者强纳森海德特和葛瑞格路加诺夫指出，一旦教授之间失去政治多元性，学术研究的品质和严谨会跟着打折，处理政治议题的领域尤其如此。在特朗普胜选后，哈佛校园内鬼哭狼嚎，有人甚至痛不欲生，师生们发现他们过去所学无法解释此一事实。三天后，哈佛的学生报在社论中引用哈佛校训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呼吁校方提供更多政治多元性：追求真理能强化我们的智性生活，这不仅需要社群里的每一位成员能自由辩论政治，也需要倾听不同政治观点。在校园里压抑这类讨论，不仅有损学校的政治少数派同学，对我们的教育成长也有害。
基于同样理由，布鲁姆在本书中不惜耗费接近一半的篇幅来描述这段步入歧途的大学历史。他认为，在所有机构中，大学是最为依赖于其每个成员内在信仰的一个部门。那些表面上的问题，如管理者的不佳、意志的薄弱、纪律的缺乏、资金不足、对基本功训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