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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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伯里克利时代”与“后伯里克利时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言之,其区别在于政府是否有着眼未来、一以贯之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人们的行为会像树叶一样随性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杀害投降的民众、俘虏就是其中一例。虽然希腊人是每4年举办一次奥运会方能休战的好战民族,但他们很少因为愤怒而彻底丧失自我。他们常常为安葬战死者休战一天,或为交换俘虏停火数日。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现代人所谓的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被视为蛮族的异族可以随意处置,希腊同胞之间不能轻易杀害投降者。他们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认为古希腊人给我们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指点出中庸的重要性。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在左与右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不仅雅典人,所有的希腊人都变得缺少良知。而那位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

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伯里克利死后不到两年发生的莱斯沃斯岛事件和普拉塔亚事件,创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无意义杀戮的先例,此后这种现象不断上演。开创这个先例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性质就更加恶劣。它意味着希腊人的“学校”放弃了“为人师表”。雅典迷失于无意义的杀戮之中,是因为克里昂的煽动。雅典先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才有“后伯里克利时代”,但斯巴达没有类似的经历,它的前后变化是因为自身独特的情况。

自吕库古法确立以来,斯巴达始终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讲,它意味着不干涉他国的事务。陆军战斗力希腊第一的斯巴达奉行不干涉主义,让那些跟随它的弱小城邦只能随波逐流。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对投降的普拉塔亚进行残酷惩罚,并非联军统帅阿希达穆斯的意愿。原因是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参与普拉塔亚攻城战的底比斯人重提4年前的旧事,强烈要求报仇雪恨。

4年前,底比斯入侵普拉塔亚,他们派去的名士兵被当地人处死。尽管挑起事端的是底比斯一方,但胜利者无须倾听失败者的辩解。而且,底比斯人的复仇要求得到了与斯巴达国王同行的两位检察官的强烈支持。斯巴达检察官对雅典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他们发誓守护吕库古法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由于斯巴达不向本国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开放公民权,斯巴达人必须时刻防范这些人叛乱,他们始终将公民权普及至最底层公民的雅典民主政体视为带来恶劣影响的东西。

底比斯人提出处死投降的名普拉塔亚人以报4年前名士兵被杀之仇,而向阿希达穆斯国王强烈要求一并处死25名雅典人的,是与国王同行的斯巴达监察官。阿希达穆斯国王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根据斯巴达的吕库古法,决定国家方针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公民大会选举出的任期1年的5位检察官。其中两位检察官在国王出征时必须同行,同样基于吕库古法的规定。就这样,以无意义杀戮为标志,雅典以及斯巴达进入了“后伯里克利时代”。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在完成此次出征的所有任务归国后不久,仿佛油尽灯枯般死去,比他的对手以及盟友伯里克利晚走了两年。翌年,公元前年,也许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对野蛮行径都有所收敛,这一年相对比较平静。然而,公元前年又有新的事件发生。所谓“着眼未来的一贯性政策”有点像同时驾驭数匹骏马的四匹马战车竞赛,手执马缰的车夫的能力极其重要。

没了车夫,缰绳便形同虚设。劣马也许跑不远,但换成骏马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雅典在“后伯里克利时代”还是有“骏马”的。斯巴达的败北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角有一个叫皮洛斯(Pylos)的小镇。它不属于斯巴达领地拉科尼亚,而是在西边的美塞尼亚地区,所以也算是斯巴达的辖下。此时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六年到来,交战的雅典和斯巴达都扩大了战线。

这也是政策马车失控造成的现象之一。此前双方战争近似相互骚扰,斯巴达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雅典南下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一带,但从这一年开始,两国都陆续开辟了新的战场。不过,双方始终回避正面交战。这一年的战争以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战役留名史上,因为这场战役最终变成两国的直接对决。这个结果并非两国所期望的,只能说随着战况的发展变成了这样。

雅典一方有三位将军率领海军奔赴再度求援的科孚岛。德摩斯梯尼将军率领的5艘战船为占领皮洛斯中途留下。占领的目的有二。第一,在斯巴达拉科尼亚地区的西邻建立雅典基地,向斯巴达人示威。第二,雅典的“市场”迟早会扩展至西地中海,因此必须有连接两端的中间基地。另一方的斯巴达阻止雅典出兵反击,于是局势变成两国直接交战。不过,起初战争仅限于局部范围。雅典军队包括战船桨手在内超过了人。

斯巴达一方士兵数量处于劣势,但其中有名重装步兵。也许斯巴达人自信这些闻名希腊的斯巴达战士足以打败对手。经过几轮激战,最终德摩斯梯尼凭借巧妙的战法为雅典赢得了胜利。被打败的斯巴达震惊不已。令他们惊讶的不是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等弹丸之地被雅典占领。奉行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原本就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欲望。真正打击到他们的是犹如“国宝”的斯巴达战士一半战死、一半被俘。

正如反复强调的,斯巴达是一个限制公民权的城邦。唯有公民才能加入重装步兵部队,要找到替补并非易事。更何况国家将公民送上战场就有义务救回这些不幸沦为俘虏的士兵。雅典同样为这批俘虏而骚动。这些人可都是连小孩都知道的鼎鼎大名的斯巴达战士,他们居然有人被押送到雅典。也许是雅典人亲眼目睹了这些勇士的英姿,认为有必要礼遇他们,俘虏们在收容所中没有带脚镣之类的枷锁,而且每天都有高质量的伙食供应,待遇之高简直媲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然而,这些事情和远方的斯巴达人没有关系。他们迅速派出特使前往雅典谈判,以交还俘虏为条件谈和。这是一个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好机会。如果与斯巴达特使谈判的是伯里克利,他必定会抓住时机和对方签订休战协议。经过数年休战,便可将两国趋向缓和的关系进一步推向和平,即恢复战前分庭抗礼的状态。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6年就可以终结。

可是,迎接斯巴达特使的雅典要人中有克利昂。他激进的继续战争论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以为抓了斯巴达俘虏就等于赢得了战争。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机会就这样化成泡影。谈判特使无功而返,但斯巴达还有两个对策可以选择。第一,充分发挥斯巴达战士打平原战天下无敌的优势,用尽一切手段把雅典从海上引向陆地。随后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和对方谈休战,换回俘虏。第二,与第一个对策正好相反,不再把宝贵的斯巴达正规军送上战场。

但战争仍在进行,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不能退出战场。于是,他们想到可以让其他人——非正规军去打仗。斯巴达人自幼习武,终生经受严格的训练。如果论身体的灵活性,只接受不足两年军事训练的雅典人绝对望尘莫及。然而,斯巴达人的优势仅在身体上。说到斯巴达人的精神层面,正如修昔底德所指,欠缺灵活性。

结语

这种精神上的缺陷让斯巴达人遇到情况恶化时倾向退缩保守,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因此,斯巴达人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对策。没有哪个斯巴达人会想到,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自寻死路。下克上,指身居低位的人替代身居高位的一方。斯巴达规定,率军打仗是国王的职责,但国王率领的必须是正规军。如果率军的不是国王而是其他人,那么也无须出动正规军,这样就不会损失宝贵的斯巴达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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