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在雅典教育中的作用
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拉开了希腊古典时期的序幕。在希腊各城邦英勇战斗，殊死抗敌之下，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希腊人的民族优越感。
就这这一时期，希腊进入到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成熟，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空前繁荣，迎来了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雅典的教育思想和体制一直影响后世。
希波战争
雅典大城邦中的奴隶
古典时代的雅典，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因其辉煌的文化以及高度发展，而又富有特色的奴隶制占有制度，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数百年内，都是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的对象。
在希腊人的传统观念中希腊人不能奴役希腊人，除了希洛人是原有的被征服的土著的居民外，希腊人很少以本邦公民为奴，所以，希腊各城邦使用的奴隶基本上都是战俘、海盗劫夺或者市场交易而来的外邦人和所谓的“蛮族人”。
因此，在雅典和其他海运发达的大城邦中的奴隶。他们大多来自海外，如小亚、叙利亚、腓尼基和非洲，也有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的西徐亚人；这些奴隶其中一部分是战败的俘虏，另外绝大多数是被奴隶贩子绑架、拐卖而来的受害者。此外还有一部分债务奴隶、家生奴隶和一些罪犯奴隶。
古典时代的雅典雅典人家里，奴隶被频繁地接纳为家庭中的一员
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剥削、受歧视，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因此，在古典文献中，很少看到有关奴隶的比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奴隶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程度，很难界定；毋庸置疑，不论什么人，一旦沦为奴隶，都不能再享受正规教育。
但是，根据奴隶的不同来源，我们可以推测，除了奴隶生育的后代继续为奴隶的，很多战俘奴隶、非法掠夺和买卖而来的奴隶是曾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有些奴隶能够从事文字工作或其他脑力劳动，就是很好的证明。
到了希腊社会的晚期，在外邦人和解放的奴隶当中就有不少富豪、作家、律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职业中的佼佼者。雅典人十分清楚，如果善待奴隶，奴隶就会更加用心地为其服务，就会工作的更好。
古代雅典奴隶
在雅典人家里，奴隶被频繁地接纳为家庭中的一员，许多奴隶还被主人教授技术并且委以责任重大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和认可的奴隶，或者那些生活富裕的公民家里的奴隶，有可能做文员或者抄写员，以及处理琐碎事务的工作人员。
奴隶对雅典教育的贡献
一、担任家庭教师或教仆
古典时期的希腊虽然是奴隶制社会，但是希腊城邦的奴隶制有其独特性，相较其他地区的奴隶而言，希腊奴隶的地位略高，尤其是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奴隶，在日常生活中乃至教育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就教育而言，很多诸如此类的奴隶充当教育雅典公民的角色，对雅典教育制度的完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希腊雇佣兵
古典时期的雅典，仍然有请家庭教师的习惯，不过，这时的家庭教师很多时候是与教仆合二为一的。二者的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仆不同于家庭教师。教仆专指那些照顾孩子生活、接送上学或外地陪读和监督其道德的奴隶。家庭教师专门负责孩子的学习。
第二种情况是:某些情况下，一些教仆身兼双职，既履行着教仆的职责，也起着家庭教师的作用，希腊教仆很多都是既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又给孩子辅导功课，辅助学校教师促进孩子学习。
教仆在雅典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并且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雅典社会教仆
二、担任学校教师
雅典最早担任学校教师的人是社会地位低下、无公民权的奴隶。纵观整个希腊社会，直到古典时期，教师的地位都是很低微的，就像沿街卖艺的人一样，并不受人尊重。
并且收入低，而且很不固定，但凡到了节假日，家长们便扣掉薪金，所以那时大部分学校教师都是无业的自由民，也有不少是赎身奴隶。
由于雅典私人教育不受国家严格控制，不对教师进行选拔，所以教师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私立学校为了节省开支，有时雇佣奴隶来任教，有时聘用被放逐或家庭破败的落魄之人。这也是造成教师身份卑微的原因之一。
雅典时期的奴隶
柏拉图曾这样说：“教师教学的目标应是促进学生智力和兴趣的发展，而不是传授自己的理论，教师的任何个人之见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只适合教师的知识水平，而不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在柏拉图学园建立之前，初级学校阶段和中等学校阶段，是教授孩子文化知识的主要阶段。初级阶段的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的教学活动，都在教室内开展，“教师管理整个班级，此时还没有教师助理，年长的学生充当班长的角色”。
和智者学派这样的职业教师不同，学校教师只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以及简单的数字运算。并不要求学生在某些方面达到很高造诣。
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
在担任学校教师教授课程的过程中，虽然身份卑微，不受社会尊重，但是他们每天任劳任怨地传授知识，为雅典城邦培养了大批有文化的、合格的社会公民。
奴隶以其独特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在古代雅典城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他们促进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雅典城邦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地区的教育发展、文化繁荣和传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贡献。
雅典时期但是，随着奴隶在城邦史中后期经济重要性的明显增强，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这就制约了其历史作用的发挥，并最终加重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城邦危机。由此可见，弱势群体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对于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内容来源：《雅典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