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西方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和柏拉图，也都知道孔子和柏拉图二人都同样主张人治，却不知他们的人治思想有着天壤之别。令人奇妙的是，只要我们解开这个谜，也就自然通晓了中西方传统制度根本不同的理性根源。孔子是仁者的理性，柏拉图是智者的理性。因此，表面上是在比较孔子与柏拉图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却能够解读中西方传统政治制度的谜底，自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看二人相同的人生看点，同样是坎坷人生铸造了同等至高境界的伟业。在中国素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说，西方人认定，整个西方思想界都可追溯到柏拉图，他是西方文化的思想之父。可以说，二人的地位之高，无与伦比。别误会，我是说二人对中西方社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而不是在比较其真正的思想高度。因为在我看来，哲学思想境界之高，老子肯定比孔子要高得多。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孔子远比老子要大得多。这两点都是毋庸置疑的。老子思想境界高又怎么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孔子和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是大致相同的。孔子生于公元前年，仙逝于公元前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年，去世于公元前年。若论大小，孔子比柏拉图大24岁。柏拉图生平有个奇迹，就是他的生日与忌日竟然是同一个日子。生死门来自同一个时间门，这在整个人类发展史都是极其罕见的。
十分相似的是，命运的造化小儿都把孔子与柏拉图的命运推向极为悲惨、颠沛流离、十分坎坷的人生悲剧中。他们二人都酷爱政治，都把“从政”视为一生首选的理想，都经历了百般努力却得不到政界的重用。
孔子奔走于鲁国与齐国，起初都未曾得以重用。后来总算有机会从政，并因政绩显赫，升为大司空。但终因官场腐败，政局多变，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漂迫生涯，他想在诸国中寻觅从政机会，但始终没有很好的机遇。孔子68岁的时候，鲁哀公、季康子都时常请教孔子如何理政，却始终不启用孔子。孔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才选择了办学之路。
柏拉图出身雅典的名门贵族，自小就接受了当时最上等的教育，拥有了最佳的教养，他为了保家卫国，曾经勇敢地参加过三次战役。他才华横溢，拍拉图本想一心一意献身于政治，但终生不得志，政治理想最终还是趋于破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深知，在政治这个领域中处处充满着不义、罪恶和丑行。经过磨难，柏拉图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创办学院、研究学问这条路。
足见，孔子与柏拉图都共同经历了从政治抱负到政治曲折，再到政治理想破灭，最后走向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正是他们政治理想的破灭才造就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因此，只有悲剧式的人生才能铸造出伟大的事业。如果孔子与柏拉图的人生是喜剧式的，恐怕历史会把他们铸造成不同的人物。悲剧不仅给他们两人巨大的力量，而且为中西方两种文明传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经典。孔子与柏拉图相似的坎坷人生造就的伟业具有同等的程度和高度，也都铸就了中西传统文明的经典和古典精华。
孔子与柏拉图相同的一面并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重点在于二人关于人治的不同之处。即便是相似的人治，但二人的人治内涵却是不相同的，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二者所隐含的思想内核不同，孔子思想内核是“外礼内仁”的治国方略，柏拉图是拥有最高智慧的哲学王一人治理国家的方略。
孔子的“外礼内仁”的治国方略，一方面凝聚了从尧舜到西周诸多世代礼治的精华，因此孔子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孔子还浓缩了自己一生领悟到的依靠仁政治国的思想。
而柏拉图的人治是要启用世人最有智慧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但是那是非常不现实的。如何找到并启用那个拥有最有智慧的人呢？柏拉图不免流于乌托邦的幻想。
孔子升华了“礼”的文化内涵，那就是“仁”，即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礼的合理性内核。“德”只是“仁”的一部分内涵。表现“仁”的“礼”则是客观的伦理，不能包含主观的成分。“礼”和“仁”是全社会的，在古老中国礼治变成了法律。礼治的法律是一把尺度。而道德的尺度则因阶级而异、因职业而异，甚至因人而异。受礼治规范的人未必一定就有智慧，甚至往往没有或缺乏智慧。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柏拉图有着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区别。在柏拉图看来，最有智慧的人就是哲学王，哲学就是“爱智慧”。但在孔子看来，有智慧的人未必就一定有仁德，不一定会追求仁义。然而，柏拉图的优点是，有道德的人不一定能够治理好国家，有智慧的人则一定能够治理好国家。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与韩非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即治国要靠智慧，而不靠仁慈之心。
此外，在统治者与法律的地位关系上，孔子与柏拉图的治国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孔子并不怀疑王权至上的体制，认定王权高于法律、君王制定法律。柏拉图则认为好的社会，智慧治理国家高于法律治理社会，法律应当高于王权，法律是制衡王权的根本，甚至提出“如果王权高于法律，国家崩溃的时代就到来了”的宝贵思想。
还有，二人的社会政治背景不同，古希腊政治体制是民主邦联制，中国则是王权君主制。
一个国家的法律形态往往打上了民族文明的烙印，往往取决于其民族的社会政治背景。古老中国和古希腊都证明了这个道理。古希腊的社会政治背景是民主邦联制，而民主邦联制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智慧之治是矛盾的，却与法治相一致。民主邦联制需要法治，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人治。柏拉图的哲学王之治是一种典型的人治，那是古希腊民主邦联制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因此，尽管柏拉图穷其毕生精力，也还是无用武之地。这是柏拉图的悲剧所在。古老中国是王权君主制则与礼治乃至孔子的仁治是一脉相通的。因此，孔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就大得多。在汉武帝时代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高度。
最后一个区别，孔子礼治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现实，而柏拉图的智慧之治则始终未能成为古希腊乃至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
我的结论是：孔学的本质是人治之学不假，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治，而是仁治、仁政之学。所以，孔学不仅和柏拉图的思想不同，而且与中国法家的人治思想也不同。
穿越千年往事，拨开古今迷雾，曹兴教授用心解读孔子和柏拉图的不同法治精神。
谢谢大家！